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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杨 涛
近期据悉内外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即将进入立法程序。根据中国的改革经验，主管部门官员能明确示出改革时间表，既说明这项改革已是呼之欲出，也表明各方利益的角力将到达关键时刻。
根据现代国家的经验，任何一项政府改革措施的出台，本质上都可归结为理论、制度、技术三个层面的动因。其中，理论支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制度影响了改革的时间与程序，技术决定了改革的现实操作。税收政策也不例外。
如果将两税合并问题置于以上分析框架之中，那么我们便会得出应该尽快完成这项改革的结论。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两大因素决定两税合并改革的迫切性，即优化金融结构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发展资金缺乏，因此需要大量外资及其管理经验。然而，当前国内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已较为充足，但由于资金运用机制的缺陷，国内资金并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银行的高额存差和非正规金融的普遍化都是具体表现。政府支持引进外资无非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提高国内资金利用率完全能对外资进行增长替代效用，同时降低成本和促进金融深化。
但事实上，当前金融结构的严重问题，就是长期信用资金的缺乏，无法有效支持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并引发银行的短存长贷风险。但外资在这方面作用有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外资比例，已经从1996年的最高11.8%降低到2004年的5.3%，外资也呈现短期化特征，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的、以获得优惠待遇为目的的假外资，近年来外资来源地前几位增加了类似开曼群岛等地区，大多是国内资金摇身一变而来的。
另一方面，从多数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都不是长期性政策。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增长的根本动力还是应当基于国内市场。外资带来先进技术与经验的趋势已弱化，未来的政策应当着重在平等待遇下强化国内企业的生命力，使经济增长真正获得坚实的内部微观基础，摆脱全球“初级加工场”的地位。
再从制度方面来看，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形成了两税合并改革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政府部门目前还缺乏政策产生的有效公共选择机制。由于缺乏最优政策产生机制，少数改革受损的相关部门却往往成为政策结果的决定力量。两税合并改革中，某些相关部门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利益关联体对公共利益的扭曲。因此，由两税合并的单项改革来考验政府的有效决策能力，并触动政府在决策方面的公共选择机制的萌芽，也是幸事。
除此之外，外资也是某些地区政绩考核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改革也将会影响某些地方政府利益。对此，实现外资国民待遇，不仅是为了消除原有政策客观上强化了的区域发展差异，而且也是为了从根本观念上转变靠优惠来引资，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在防止过度担负隐形外债的同时，使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重视对国内资金的利用。
从技术层面来看，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财政承受改革成本的问题，两税合并自然需要确定并轨的区间，其中涉及到财政承受能力。从当前来看，财政规模完全能承受适当的转换成本与财政收入减少。而且借助该项改革可以进一步整理财政管理体制，理顺各级财政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并为增值税等税种改革奠定基础。二是在合并内容上并不简单，实行法人所得税、优惠方向转为间接优惠和产业优惠、过渡方案的确定等细节，都影响着本次改革的实施效率与最终效果。三是中国所需要的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不会由于税收政策而放弃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政策迟迟不出的不确定性，却会对有益的外资扩张和介入造成负面影响。
总之，两税合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财政的基本原则。当前正是此项改革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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