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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5日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指出：“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他希望两院院士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大显身手。这体现了国家对院士的殷切期望，也显示出人才资源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要培养和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要完善培养体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完善制度和政策保障，进行开放式培养，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这
些措施涉及不少部门和方面，但都离不开一点——如何加强学风建设，树立科学道德，确立学术规范。
如果说，去年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典型的话，刚发表的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等破解“世纪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成就，则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首先，任何科技成就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是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必须由国际一流的专家确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据报道，朱熹平与曹怀东的论文完成后，丘成桐用半年时间组织了对论文的评审和答辩，他们俩每周用3小时的时间与一批国际顶级的数学家讨论，接受他们的质询。在肯定他们对解决这项世纪难题起了“封顶”作用的同时，丘成桐高度评价此前美国和俄罗斯科学家开创性的贡献，而杨乐认为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30%左右，并指出“在这样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重大难题中，中国人能发挥三成的作用，绝非易事，是很大的贡献”。
而黄禹锡却通过以假乱真、篡改数据、违背学术道德等不正当手段，且有关刊物也未加严格审查，匆匆忙忙发表了这样一篇论文。国内某些一度被称为“国际领先”的成果也如出一辙，有的连必要的检测都未做过，有的虽有院士领衔鉴定，却连明显的漏洞都发现不了。“国内首创”、“国际领先”、“世界一流”、“填补空白”等评语早已成为随便贴的标签。相比之下，丘成桐与杨乐的评价简直“吝啬”到了极点，却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其次，要为科技人员提供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安心从事科研，而不是驱使他们完成论文指标，去为小团体或个人争名逐利，或者为了“抢占”山头，紧跟潮流，甚至只是为了项目、经费、市场。据曹怀东说，当初曾动员北京专家做这项课题，但没有人做，而朱熹平从1997年一直坚持到现在。为了给他这样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杰出人才宽松的环境，中山大学近年来免除了对他的考核。在朱熹平专心致志攻克难题的过程中，有四五年时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但他始终得到国家和学校的大力支持，获得充足的经费和相称的荣誉，并且与同事、学生组成很好的团队。
黄禹锡也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但在政治、道义、民族荣誉的巨大压力下，在迅速膨胀的名利诱惑下，从急于求成演变为弄虚作假，不惜违背科学道德和学术良心，最终成为科学罪人。国内学术界个别人的造假行为之所以得逞，也与某些领导不顾实际条件，片面追求成果和论文的数量、等级和本单位的名誉地位有关。
当然，科技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关键所在。胡锦涛主席希望两院院士“做拼搏奉献的楷模，带头弘扬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既是对院士们的要求，也是科研界、学术界的努力方向。无论是院士、杰出科学家，还是学术新星、青年学者；无论科研成果多大，学术地位多高，在科学道德、学术规范面前一律平等，谁也不能做特殊公民。“院士”是一种学术称号，是终身学术荣誉，不能异化为名利阶梯，更不能膨胀为无所不能的偶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继续完善院士制度的过程中，要重视近年来个别院士身上暴露出来的学风方面的问题。
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变革，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时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不仅是全社会面临的任务，也是科技界、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课题。年轻一代更要注意弥补思想和人文方面的不足，在学术进步的同时完善人格，担当起创新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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