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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本报评论员商寅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说，中国应向印度学习，“缓慢而平静地崛起”。黄亚生的理由是，这样做的好处可以“通过逐步改革消除经济运行中扭曲的部分”。
缓慢而平静地崛起，这话乍听起来不那么入耳，它起码不符合当今中国的主流愿望
：我们已经用28年的时间，做了相当于56年的事，快速发展、快速崛起是一件令我们自豪的事，是一件全世界瞩目的事，一个迅速发展的强大国家在我们这一代手中诞生，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们的愿望是，中国在世界上动静越大越好，发展越快越好，GDP要年年以两位数的增速上涨才好。
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提出要我们“缓慢而平静地崛起”呢？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要求占主导位置的时候，听一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想一想这种观点提出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听取的必要，也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何况，细想起来，黄亚生先生建议中国“缓慢而平静地崛起”，从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有一定的道理。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缓慢而平静地崛起”有助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缓解，有助于决策部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增加回旋余地。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出台，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说明，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有些时候、有些领域并没有将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上看，改革走到这一步，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摆在面前，这些都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怀疑。其实，改革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改革的心态和节奏上。比如房改、医改、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等等，急切的改革心态导致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化，而决策部门又没有及时有效地拿出应对措施。目前有批评说，经济体制改革“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这“三个不够”其实应该是急于改革的心态造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所有的改革措施哪怕有一个细微之处因急于推出而有所疏漏，弥补起来都相当困难。所以“欲速则不达”是对“缓慢而平静地崛起”的反证。慢一点，有时并不一定是坏事。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缓慢而平静地崛起”有助于我们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前进，有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对不科学发展模式的否定。那么，什么是不科学发展模式呢？依笔者理解，就是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就是把应该留给子孙的矿产、河流、植被都在这一代利用起来，就是以短期的GDP增速、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发展成果。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的核心是如何发展，其中就包括发展速度。最近国家统计局有官员提出，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应不以GDP为衡量标准，允许这样的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以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可是，有的人反对，理由是这些地区负增长是对当地百姓致富权利的剥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民是不是可以把热带雨林全部砍伐卖掉，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笔者认为，在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度里，区域发展应该有一个统筹规划，而不是竞相发展。近日，一位权威人士所披露的我国没有一条河流不污染的事实，以及长江遭受严重污染的报道，都是对我们追求速度的嘲讽。如此下去，可持续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缓慢而平静地崛起”的建议，可能不入耳，但是若干年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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