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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日前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何避免“成本太高的政府”，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摆在了有心求变的李金华和急盼改革的民众面前。笔者以为，要消除政府运行中的高昂成本，首先就要对高成本的来龙去脉进行“摸底”。
“成本太高的政府”，首先是监督成本的太高。据李金华坦言，“目前财政有监察专员，发改委有稽查特派员，审计、银监会、保监会，还有其他各种专项监督很多，造成重复监督。一些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叫苦不迭”，“而且龙多不治水，谁都能检查，谁都不负责任。”
显然，这两大弊端来源于政府内部监管体系天然的制度劣势。目前政府内部的监管路径，还基本依赖于同体监督，并且是自上而下的同体监督。连同体监督的另一形态———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名存实亡，这在前两年的“环保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地方环保部门人事权、财权受制于当地政府，无力也无法进行监督。更为可怕的是，地方环保部门也开始脱离上级监管，与地方政府乃至污染企业沆瀣一气，以收取“排污费”进行利益寻租。
同体监督容易陷入幕后利益交锋的泥沼中，多受掣肘。只有自上而下、而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途径，更使得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真空无可避免。同体监督被迫事无巨细处处设防，这也带来另一大悖论———监督权力不断放大，出现李金华所称的“几万元都要审批”现象。它本身又面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逻辑死套，导致“龙多不治水”的怪象。
本来，当同体监督失效，我们尚可借助异体监督进行外部制约。按照最基本的政治学理论，公众让渡部分权益于政府，就享有监督政府履责的权利。问题在于，铺设公众异体监督行之有效的监管架构，必须要面对主导权归谁所有的前提。
在近年来广受争议的政府车改、削减垄断企业特权等命题中，所谓的“改革主导权”掌握在被改革对象———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老总手上，变成暗箱操作与“坏的改革”，即公众丧失了起码的话语权和监督权，结果使得一些改革愈加走向少数人自肥、多数人受损的恶性结果。异体监督没有细化的现实举措做保障，形同虚设，造就了违法成本过低。
最终，“成本太高的政府”面临纠错的高成本。倾举国之力掀起的“审计风暴”、“环保风暴”以及最近的“GDP改革风暴”，起点不可谓不高，其实效却令人扼腕。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盘根错节的“现实利益暗战”、让李金华说出这样一番话：“部门细化预算，审计机关整整喊了5年，最后才得到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采纳。”
破解“成本太高的政府”，需要“成本摸底”，然后才谈得上对症下药。否则，我们面对“成本太高的政府”难题，依旧是盲人摸象，久治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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