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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听到了“国际惯例”这个词汇。这一次，它被用作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和小额账户收费的托词。此前，在银行卡跨行取款、小额账户存款等原本“免费”、如今不再“免费”的服务品种中，消费者已经领教过其攻无不克之威力。
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语境中，企业在法律法规许可、甚或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己的选择，总是有着“无可辩驳”的理由。在因垄断而导致的市场失
灵情况下，宣扬市场万能的迷信最能合乎卡特尔的利益。
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需要太多的思量，但却需要深入地反思。一个基本的国情判断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从增量向存量转变的瓶颈阶段。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于金融、能源、通信等原本官商不分的行业及企业所采取的方式往往为两条，也就是在微观层面，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提高其治理水平，在宏观层面，则寄希望于逐步放松价格管制，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存量式改革的最大难点在于容易引发众多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为了尽可能地回避这种矛盾，在这些行业所进行的改革实际是妥协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些所谓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市场机制，但对于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却又是恋恋不舍的。
基于这种改革的不完备，前期所进行的针对垄断巨头们的市场化改革，实际正走向以下两种近乎必然的极端：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股改、上市之于国企治理方面的效力主要体现在，股价成为了考核经理人绩效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为此，高利润、高派现几乎成为了这些公司唯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学所指示的原理，“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是在于把供给和需求调节到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价，恰够补偿他的生产费用，而是在于把它们调节到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纯收入总额。”而由此两点共同作用，稍有风吹草动，涨价即成为转嫁成本、提升利润的最便捷、最长效的机制。
作为合乎逻辑的结果，2005年以来，整个社会投资不断呈现出利润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具观感的成就，亦往往来自于那些价格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关于这一点，随便翻阅海外上市的石油、通信乃至曾经长期亏损的金融企业修饰一新的报表就能发现，利润惊人与效率低下“奇怪”但又显著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其实反映出改革的思路仍待厘清，因为理论与实践俱可证明，通过垄断而实现的国有企业利益最大化，往往是以牺牲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代价的。这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效运转，但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和动力，最终会因为微观基础的不牢靠、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招致抛弃。
仍然回到银行卡跨行查询及小额账户收费问题上来，起点的不同决定了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间的简单类比既无必要，也不科学。中国的银行改革，首先应该从充分性竞争市场的培育以及国有银行自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着手，在这一前提性工作未取得重大突破前，过分执著于报表数字与民争利，极易导致改革步径的混乱以及不恰当地推动改革进入零和博弈——很显然，这是有悖于“花钱买机制”的初衷的。
最后，基于国情的复杂性，有必要提示另一种风险发生的可能。因为对于垄断者的反感，所以在很多情绪化的探讨中，回归政府价格管制往往被当作立竿见影的建议被提了出来。而其实，通过政府规治以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效果总是可疑的。尤其是，一种金融组织同时生产两种金融物品时(公共品和私人品)，很容易导致一系列艰难处理的麻烦，如将经营性风险转嫁到政策性风险上，无休止地寻求政府补助等。这在目前银行基本仍由国有资本掌控的情况下，实在是一种理当避之不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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