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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利率汇率和税率调整的动态平衡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 05:37 第一财经日报

  徐林

  笔者将利率、汇率和税率视作“宏观三率”。利率是资本对内的价格;汇率是资本对外的价格;税率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价格。三者共同构成厂商和居民进行经济行为选择的参照基准。这就是政府借以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机理所在。

  “宏观三率”的动态平衡

  尽管同为厂商和居民的参照基准,但“宏观三率”对经济的传导和影响机理不一。利率低,厂商借入资本投资生产,居民减少储蓄乃至于借入资本消费。本币汇率低,国际市场倾向于消费本国产品,而厂商也喜欢手中持有外币。税率低,则相当于政府让利于厂商、居民,于是生产会活跃,消费会活跃。

  宏观调控是一门艺术。首先,需要判断经济矛盾的性质,总量的、结构的,抑或兼而有之;其次,则是如何动态追求三者之间,以及与业已出现矛盾的经济体之间的均衡,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

  利率和汇率具有同一性,因此,一旦调整,更多地从整体和总量上影响一国经济,当然汇率对贸易相关的经济门类影响会更大一些。而税率则种类繁多,部分调整,更可能影响相对应的经济门类或者经济行为。换言之,倘若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总量,则多用利率和汇率;倘若在结构,则多用税率。既然三者调整对总量或者结构的影响有别,受到的阻力也就不一,调整的难度就会有所不同。经济矛盾既是总量的,也是结构的倘若溯源本次经济过热,首推外贸顺差和房地产。

  从贸易顺差看,前几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大幅降低利率,刺激了消费大幅增长;而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则因国际产业转移得到强化,低廉的价格迎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价格低廉,原因主要有二,

人民币汇率低,劳动力成本低,二者相乘,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可以提供超低价格的劳动力。加之,此前中国对相当的出口产品退税,相当于实施低税率,甚至负税率,贸易顺差因而飙升。

  从房地产看,1998年中国房改,加之此后利率一直低企,空前刺激了住房需求;而地方政府为地方财政计,通过种种手段推动土地供给。然而,房地产市场的相关管理制度远没跟上,特别是税收制度。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缺乏应有的税率调节和规制,价格一涨再涨,由沿海到内地,由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

  贸易顺差的扩大,通过相关产业调动了中国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则调动了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土地、能源,继而拉动了几乎全部产业。总量过热不可避免。

  概言之,低利率、低汇率、低税率首先结构性地引发了贸易和房地产热,通过经济体的传导,最终引发了全面过热。既如此,在笔者看来,当前实施调控,简单使用“宏观三率”之其中一率,不仅可能收效甚微,往往会引致更多的结构矛盾。因此,欲平衡当前的经济,必须三率齐下,不可偏废。

  调控利率、汇率、税率之难

  尽管,我们说要同时对“宏观三率”加以调整,但三者之间并非是隔裂的,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

  出口低税率,甚至负税率,与低汇率一道推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引致高额顺差。在汇率较低的情况下,顺差增加,必然提高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汇储备骤增,在当前不够灵活的汇率机制下,导致国内人民币过量供给。

  货币供给过量,要么造成通货膨胀,要么催生资产泡沫。由于我国当前大量产业产能过剩,因此,一般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出现过快上涨(但实质是一种低通胀幻觉)。于是,过量货币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以房地产、债券、期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而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从根本上对货币市场利率形成向下的压力。加之,政府担心提高官方利率,可能引致国际资本进一步涌入,因而迟迟没有提高利率。

  然而,利率是总量指标,是一国全部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参照标准,其高低决定着厂商要不要投资、生产,居民要不要消费。过低的利率,通过利率高敏感产业——房地产传导、拉动,引发了经济的全面过热。

  换言之,低税率、低汇率及我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促成了贸易顺差,在比较僵化的结汇制度下,大大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调控的方法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欲解决结构问题,可主要使用税率工具。欲解决总量问题,宜使用利率和汇率工具,但汇率更关键。原因在于,不通过汇率改革解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利率相机调整就困难重重。因之,欲解决总量问题,某种程度上必须解决汇率问题。

  具体而言:

  1.为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快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其核心是要降低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持续性预期。方法有二:一是大规模发行国债,抵补社会保障、银行不良资产及新农村建设的缺口,从而降低国家主权信用,弱化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国债大规模发行势必大幅增加债券供给,推高到期收益率水平,减少利率调整过程中源自货币市场利率过低的压力。二是充分测算,实施相对较大幅的升值,而后致力于维持汇率的稳定,以建立稳定的汇率预期。

  2.进一步提高利率水平。通过汇率改革,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后,利率调整就可以更多地根据经济运行的活络程度相机抉择,并推动利率市场化。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CPI指标必须进行调整,以便很好地反映居民真正的消费结构,比如,增加住房、医疗、教育的权重。

  3.结构化地调整税率。当前,出口和房地产仍然是我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矛盾所在。为此,必须尽快大面积取消

出口退税,提高相关资源采掘行业的税率。对房地产从经营到消费均增加税负;对于非居民购买房地产课以重税。对资本市场投资的资本利得征收相应的税负,以免控制了房地产,又引发股市泡沫。与此同时,要降低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产业的税赋水平,以利于其发展,并增加就业。(作者为太平洋
证券
总裁助理兼研发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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