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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场
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在中国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GDP的0.5%，而美国慈善机构掌控着约占GDP8%到9%的慈善资源。然而，在民间，在网络以及媒体的推动下，一些非机构运作的救助行动方兴未艾，虽然这些自发性救助最终会撞上法律的墙壁，但仍然有人在进行着力所能及的突围。(《
南方都市报》5月28日)
因我国现有慈善机构大多依附于政府机关，主要依靠政府劝募，而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弱小，民间救助的存在和发展举步维艰。与国外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公众参与率较低。资料显示，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何以出现如此结局？有人罗列了慈善救助乏力的四大障碍，法律法规的空白与苍白，税收减免优惠少程序繁，慈善文化有待引导，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为不可逾越制度门槛。可以说，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和注册原始基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没有制度的支持，缺失必要的融资渠道，也没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以及规范监管的无章可循，导致了今日中国民间救助的瓶颈，也许你可以帮一个人，却不能帮一群人。毕竟，个人力量有限，“个体救助”较之“规范化救助”，能合理分配救助资源相当有限，也很难杜绝伴生而来的很多问题。那么，谁能将救助进行到底，以实现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成立一个机构，以图长期帮助更多的人？如何使用有限的慈善资源，以杜绝资金的流失问题？这是眼下亟需回答的问题，要知道，与普通的利益计算不同，每一笔善款分配的背后，就可能决定了一条人命的生死。
无论是公众的慈善意识还是慈善机构的捐赠机制，都需要积极探索并向国外借鉴经验。专家指出，慈善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制欠完备，慈善事业遭遇的最大尴尬是缺少制度和文化的“设计”。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运行机制，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活动代替了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有着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使得慈善事业丧失了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有钱人多了，参与行善行列的就不乏其人吗？捐款的多少，能成为企业家公德心高尚与否的标准吗？就慈善救助而言，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慈善事业遭遇民间救助之困，有关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慈善制度不完善。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慈善固然是基于道德要求的道义安排，但更主要的是一种必须的制度设计，先富者、企业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制度的建设有关联。
民间慈善机构，是近还是远？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体制性障碍，以及国家对民间慈善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主管部门对民间慈善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管，难以确保民间慈善机构的良性运转。尽管近几年媒体、公众以及业界对慈善事业改革千呼万唤，根本性的改观依然遥遥无期，这使得许多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无以为继。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法律制度，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只有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确保道德公益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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