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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GDP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是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GDP的分级核算制度将在2008年最终被下算一级的体系所取代，另一个是中国政府否认放弃绿色GDP计划。而且，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提议了一项全新的政策建议：允许一些地区的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同地方政府之间GDP竞争有关，而且很可能是最大程度的相关。
GDP充当了一个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同时，GDP的增加又被认定为同社会真实的福利增加并非同向关系，因为GDP的增加会带来污染问题。这也是绿色GDP的由来。
在1950年代的时候，统计学家就试图建立一种核算机制，来得出一个干净的GDP数字(他们当时统计的还是GNP)，即用GDP的数值减去发展成本(包括环境因素)，这个干净的GDP数值称之为“全民总福利”，来洗刷萨缪尔森所说的“GNP等于全民总污染”的耻辱。不过，一直到21世纪，这项伟大的计算全民总福利的统计方式始终没有出来，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认为，有很多变量是无法计算的，因为它们连影子价格都没有。
而中国的绿色GDP公式的思路和全民总福利的思路很相近，即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例如要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落、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当等因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然后在绿色GDP的基础上进行政绩考察，鼓励那些经济发展适度、环境保护严格的地方官员，谴责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过度的地方官员。但中国的统计雄心也遭遇到挑战，因为在收集环境污染等资料方面，大气污染比较容易取得，但水污染损失、固体废物污染损失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等经济损失的数据则很难取得，因为这些损失有很强的变动性以及很强的传染性(没法捕捉它们的外部性)。而且，作为微观主体，企业也没有动力会上报因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损失问题，这些资料会抹黑企业的社会责任，破坏企业的无形资产。如果强硬推行，一些企业肯定会成为绿色GDP计划里忠实的“造假者”。
作为“绿色GDP”的先导，并试图减弱地方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便有了“允许一些地区的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主意。但是，这个做法也可能会造成新的“机会主义”：一些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地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各种管制和索取，获得更大的收益，这种做法压缩了企业的发展，然后地方政府可以给中央制造“环保幻觉”。同时，可以推卸责任：经济很难发展，企业效益不好，民营资本纷纷外迁，那是因为对环保的投放太大了。
当下GDP的贬义语境是不正常的。实际上，GDP原本只是一个并无褒贬色彩的指标，它是经济体系里反映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最好的指标。
尽管高GDP不一定带来高寿命和高知识，也就是说数量上并不觉得相关，但增量上是绝对相关的，即提高GDP的确会增加社会的总寿命和知识含量。中国目前GDP发展正处于一个机遇期，随着未来要素成本的上升，可以预见，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慢型社会”(相对于过去20多年爆炸性增长，社会快速变化而言，GDP增速的下降，人们感觉社会的变化慢了下来)。同时，GDP增速的重要性，还同减少贫困有关。中国成为世界银行最出色的“减贫”优等生的重要条件就是，GDP增长让上亿中国人远离了饥饿贫困线。
同绿色GDP达到平行效果的做法是，引入制度变革。例如减少对污染企业提起诉讼的制度成本，鼓励受害人能够在一个低成本的状态下提请法律惩罚，并在经济机制上鼓励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引入NGO组织来监督社会污染情况。
重要的是，可以考虑，让地方政府把注意力放在：减少行政力对合法企业不应有的干扰；在控制污染总量的前提下，容许一些环保企业将“污染权力”高价卖出，形成污染权买卖市场，使得好企业“追求环保”这一行动就自然能获得高额的经济收益，这一“环保收益差价”将促使更多企业追求环保生产；同时，维护和保障资本雇佣关系中弱势群体的权力；提高因地方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带来的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地区的经济自由化和行政垄断的逐步消除等等方面。如果这些保护经济质量和社会福利的指标能构成官员政绩的分数，即使这个地区经济增长不快或者负增长，也是值得的，此时GDP想不变成“绿色”，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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