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持股是股改的最优安排

　　本报评论员 陈 中

　　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6中国经济高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职工持股不失为国有企业包括银行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一个好的方式。“职工持股”，并不是新名词，但如今听起来，不光“耳熟”，也觉“耳顺”。

　　周小川讲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在职工持股问题上曾出现很大混乱。原因是当时的制度欠缺，实施起来条件不成熟。当时的企业由内部人控制，而外部又没有法律事务所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操作时也没有配套的法定程序可以遵循，“从而出现了大量舞弊贿赂等现象”。

　　当时另外一个问题是，

股票的行政定价和市场定价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旦股票上市，借抛售股票可获得很大的利益，从而股改成了利益输送的途径。

　　而如今，随着制度的健全和市场的成熟，少数人和“内部人”借股改及“职工持股”营私舞弊的难度越来越大。此时再提职工持股，也颇为适时。

　　说到职工持股，不能不令人想起前不久颇惹人关注的管理层收购(MBO)。按说员工持股和MBO都是股份转移的正常操作，为什么在中国却会一波三折呢？关键就在于股票的定价问题。

　　MBO是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股份公司，所以股票的定价可以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一般来说不会惹出什么争议。而中国的国企则不同。管理层往往拥有很大的特权，通过暗箱操作，可以压低价钱实现利益转移。这也是很多国企在经营效益不佳的情况下，管理层仍热衷于MBO的主要原因。

　　相对于职工持股和MBO，还有一种提法叫“全民持股”。国企曾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意即企业的产权归全体中国公民所有。顾名思义，如果要搞股份制改革的话，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一部分股票。虽然全民持股实际上的操作也有其可能性，但这种设想仍被哂笑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俄罗斯全民持股改革的结果就造成了股权极度分散。谁都是公司的股东，但谁都无法经营管理公司。一般老百姓对手中的股票缺乏兴趣，就给少数新兴的寡头们低价收购股票提供了机会。从而造成了寡头们以低廉的代价获取了国企的控制权，从中获取暴利，而普通百姓的一些微薄利益随着股票的出售也在顷刻间丧失。俄罗斯从此身陷贫富严重分化的泥淖，至今未有明显改善。

　　为什么MBO和全民持股都会出现问题？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诠释。当国企进行MBO改革时，因为普通职工缺乏利益驱动，对股权收购价格漠不关心，而企业的所有人代表——国资委，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不够充分，令管理层暗箱低价收购成为可能，从而引起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郎顾之争”也由此而来。

　　同样，在全民持股改革中，由于对国企内部财务和经营状况不甚了解，一般持股人无从厘定股票的价格。在对企业的现状和前景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会选择售股套现，很可能就不明就里地蒙受了利益损失，造成了本来基于社会公平考量的全民持股改革未达到公正的最终目的。

　　而职工持股，由于职工作为内部人对改制企业掌握一定的信息，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对股票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心中有数。当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享有平等的股票购买权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会在自认为合适的价位竞买，最终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而究竟应采用什么样的认购方式，值得专家们探讨。)这样就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

　　职工持股，使内部人的利益得以实现。那么，作为一般“外部人”的普通公民的权益也不应该因此有所损失——毕竟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职工持股也同样能照顾到“外部人”的利益。如果把内部人购买股票的所得上缴政府财政，而不是留在企业(好像这是大部分股改企业目前的做法)，再通过政府财政实现其公共财政职能，则每个人都可在国有企业的职工持股改革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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