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场运动 多元结构下的新农村建设

　　本报记者 刘巍 马娟 李振华

　　前言

　　建设新农村不应只是一个口号。

　　自去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关于新农村的战略意义及政策建议的文章、发言屡屡见诸媒体，解决农村问题的严峻性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共识。

　　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解决城乡差距的陈年旧疴时，发现要寻找一条根治的良方实属不易。而资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措施，无疑是缓解城乡差距拉大的务实之举。但城市对农村依赖性的丧失、财政资金层层苛扣、“新三元结构”等复杂现实又可能给政策落实打了不小的折扣。

　　在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形势下，如何抓住全球机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不仅是决策者、学者、媒体的责任，更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使命。

　　近日，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举办题为《多元结构下的新农村建设》的主编研讨会，农村问题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媒体精英济济一堂，共议新农村建设的问题种种，柬言献策。此次研讨会由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等做了精彩发言。本报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筛选和梳理，是为本期天下论衡。

　　(马娟)

　　整理报道

　　三元结构窘境

　　潘岳：我担任青年记者协会主席已经13年，这13年来青记协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研讨。青年记者协会在1993-1996年间，率先发起了很多领域的第一次研讨，比如民工潮、私营企业的今天与明天等研讨会，对青年的国防问卷等都是最先从青年记协开始。很多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流行的，很多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露面的。当时参加的理事有很多都成了新闻界的负责人。朝气和活力，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要秉承的精神。下面请孙立平老师谈谈农村结构问题。

　　孙立平：原来中国想走一条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在我国工业化铺摊子、上规模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及劳动力转移，可以说是城市化最好的时期，但我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从1960年到1978年近20年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反而由20%降到18%。到198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已迫在眉睫。但此时，乡镇企业突飞猛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机器开始代替劳动力，恰恰是最不利于城市化的时期。所幸后来发生全球产业转移，中国有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机会。如果再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恐怕很难再等到下一个机会。

　　谈农村问题，无法脱离城乡关系。举例而言，现在即使是中等程度的病就足以使一户农民倾家荡产，而20年前，甚至30年前，农村的医疗的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为何经济快速发展了二三十年，农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因为药和医都来自于城市。这需要从城乡关系来解决。

　　今年3月，中科院的一个小组按照新模型来计算城乡收的差距。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一万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两者相差3.22倍。以此为基数，扣除农民纯收入的3255元中包含的实物折合(即猪长肥、树长粗等非货币收入的折现，约占1/3)后，城乡差距是4.9倍。若是再把城镇人口享受的福利、基础设施等计入，城乡差距将扩大至8倍以上。而世界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8倍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使得城乡两部分人可以说处于两个时代、两个世界。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两个时代、两个世界的人，要面对同一个市场、同样的价格。比如医疗市场只有一个，药品价格也只有一个，而这个价格是依据城市收入水平确定的。教育价格也是如此。

　　今天的农村问题离不开大背景，即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由柴米油盐进入房屋、汽车、家用电器时代。这个转变，从个人角度没有丝毫困难，但从社会的层面则非常不易，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和结构条件来支撑。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社会保障是花钱的事，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完全错误。第二，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第三，城市人口必须得达到一半以上。而我国真正城市人口可能只有31%，在城市居住的人口达不到一半，这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还有生活方式问题。

　　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总想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而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次新农村建设，能够看出一种新思路的出现，即针对一个没解的问题，采取一种分解的方式来逐步缓解和改善。如果把相关政策都归到一起，按照类型来分，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这实际体现了用分解的务实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的三种不同思路。

　　一是农村的产业化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差距，即农业产品附加值的差距。1元钱初级农产品经过加工，在美国的附加值是3.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而中国只有0.38元。如果能够拉长产业的链条，就可以增加附加值，但中国农村现在存在制约条件，即专业化和规模化的问题。这可能是比较务实的思路之一。

　　第二是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每年大约一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使得农村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减少一千万，机会就比原来多一些。

　　三是国家投入。这次新农村建设，很多专家都认为主要是钱的问题。

　　通过这三条，原来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国家大部分承担起来；原来农民自己修的路，国家承担一部分；原来完全没有的社会保障，国家能够帮助哪怕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农村问题的恶化速度会大大减缓。

　　在城乡管理中，我想讲讲二元结构。我把二元结构分成两种：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

　　改革之前，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行政指导型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围绕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等构造起来的，严格地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割裂。从城乡基本不通婚就可以看出割裂程度之深。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当时是严格割裂的二元结构，但由于中国尚处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人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城市人赚的钱可以到农村“走一圈”。而现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人挣的钱大部分已经不到农村走了，而是更多地用在房子、汽车、教育、医疗等。这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我们看到，城市对农村依赖性日益降低。

　　而在原来的那种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新的二元结构又加上来。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是以城市对农村依赖性丧失为基础的二元结构，比前一个要快，因为前一个二元结构是由种种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而后一个，从经济上越来越不依赖农村，因为国际市场就可以解决农产品需求这个问题。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随着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也把农村结构部分转移到城市当中来，这就形成了三元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的农民工社会。

　　这种三元结构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内部的状况发生明显变化。举一个小例子，可见影响逻辑链之长。前几年我提出一个“新失业群体”概念，即与国企下岗的老失业群体相对应。在一些中小城市当中，新失业群体的数量已经相当于老失业群体的三倍。这些人父母有的失业、有的退休，自己现在三十多岁，开始结婚生子，但是不就业，“浪荡着”。人们把这归咎为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好逸恶劳，其实问题不完全在这。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导致城市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相差太大，高端劳动力市场全球化、已和国际接轨，而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对于维持城市的生活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这些孩子不去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结构背景下，整个社会分成三批人：高收入者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致平衡；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但是不用承担城市主要生活费用，也大致平衡；最惨的就是从城市当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又承担由城市生活费用的这些人。

　　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问题。我们过多地把眼光放在户籍制度上，但农转非的人群中，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完全融入不了城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工厂不是由工人支撑的，而是由农民工支撑。我们面临不仅仅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问题，而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入无法维持城市生活费用。市民化、产业工人化看起来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一致，要么市民化，要么产业工人化。为什么？农民工分为四大类：在建筑工地里的产业工人，摆菜摊等小商贩，失地农民和个体就业者，比如保姆。其中有人脉积累、资本积累的部分农民工能够市民化，但是不能产业工人化。而能够产业工人化的是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但这些人在城市呆20年都不会有任何积累，一点儿都没有向市民化迈进。

　　新农村建设当中最实的东西是什么？是钱。问题在于中央政府能够拨到村里的钱，且不说如何使用，仅最后能到村里去的是只有拨款额的15%到30%。从中央、省、市、县到村庄一直到农民整个七个层次，怎样真正用到农民头上去，非常不乐观。

　　今年的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上安排一千多亿，加上商业贷款可能三千多亿。我有一个设想，这笔钱一部分用在教育，一部分用在道路、桥梁、水电、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之外，能否再拿出一部分，比如一百亿或几十亿，搞减免税费，比如和农村农业有关系的小企业干脆税费全免。这一万块钱就可能催生一个三五人的小企业，会造成一个历史上没有的趋势，即过去都是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而这很可能会把县城、城镇甚至中等城市中的部分失业者吸引到农村，把一些城市的资源带到农村去。

　　新农村建设，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在农民的需求基础上，有农民的参与，不求形式，但求实质性改善。比如有些村子不能喝上清洁的饮用水，但改变其水源可能花费甚少却解决了整个村子的疾病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

　　潘岳： 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最先进行农村改革，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到了1999年，小岗村仍然是安徽最穷的村之一，为什么？

　　孙立平：以小岗村的状况来说，至少涉及三套经济体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二是小农经济体制，另外一个是现代商品经济体制，有三套不同的逻辑。我们说小岗村的思想很解放，从人民公社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小农自然经济，在这个层面上它的确是走在前面，但他们是否能成功从小农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当氏族部落遭遇现代文明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让农民进步，那么我希望大家采用多元的理念，而不要以城里人理念、以我们接受的现代教育来衡量农村。因为从2002年开始，中共十六大已经把城乡二元结构写进中央文件，明确了城乡二元结构。

　　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就不再简单地强调农业现代化，而改变成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经过努力可以争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当时正好是改革20年，经历了一代人，看看农民家里，依然是墙上挂着镰刀，门后放着锄头，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生产工具水平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请问锄头镰刀衡量的是现代生产力吗？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又种粮食又养猪，搞点小加工，这种情况占当时农户总量的四分之三。当年如此，到2005年仍然如此。很多受现代教育者动辄将农村问题归因于农民素质不高，我倒想让这些人拿着镰刀锄头到农村对付一亩三分地试试。

　　此外，我们不能按照一般西方的理论把农业作为产业。中国农民人均不过一亩多地，就算增加机械投入、化肥投入、技术投入，一亩地还能产出多少？所有增加投入对于一亩来地而言，造成的只是农业成本上升。可惜我们多年来都无法突破这个理论框架，于是乎导致意识形态总体是宣传农业现代化，增加投入等，却很少有人认真算算这种投入产出能合理吗？

　　上世纪90年代，国家鼓励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过去在农业生产上并不计算投入的劳动力价格，但当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时，劳动力参照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再是农业，而是城市的价格，陡然把劳动力价格显化。现在全国1/3地区的40%-50%农村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每人每天至少30元的劳动收入，由于农业就业的成本比较低，所以用非农就业收入抵补农业劳动投入。于是农民不再人工驱虫除草，而是改为化肥、农药、除草剂。而大量化肥只有28%被作物吸收，其结果当然是亚硝酸盐严重残留。可以说，我们每天吃这些食品无异于慢性中毒，这就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结果。

　　真正要搞新农村建设，决不能拿美国的公司加农户的现代农业模式搞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而是要建设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当然，美国

农业产业化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只有17万家农场，农场规模平均1500亩以上，所以可以实现农场主与公司签订和约，建立诚信关系。但中国有2亿4千万农户，人均耕地仅0.6公顷，所以中国搞所谓的产业化，即公司加农户,有80%以上的案例不成功。比如德隆、蓝田，恐怕没有几个龙头公司，尤其是上市农业公司没有问题。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至今没有反思过。我认为只有不把农业作为产业看，才有活路，才发现农业是多元功能的。

　　潘岳：近几年来，我国一直推动农民自主建设，但事实表明单纯的生产合作或者贷款合作、流通合作都不能成功，必须要生产、流通、贷款和保险四位一体，您能不能对此解释一下？

　　温铁军：刚才说到美国农业时，讲到了美国农场主不必过多地搞服务体系，因为美国农业的服务体系是公司化的，但东亚小农社会的农业服务体系是综合农信模式。日本1900年就开这种综合模式，1950年代以后，无论金融保险、餐饮旅游还是卫生医疗，方方面面都集中在一个体系内，而且任何一个领域产生的收益，按法律规定都必须将50%以上的收益返还给农民，因此这一体系无论在战争、灾害还是危机时期，都可以有效维持农村的稳定，这也是日本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我国在人民公社解体时，把所有的服务于农业的体系全部进一步细分化，分成各种各样的公司独立核算，致使整个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整体成本大幅度上升。过去农业资金由农业银行统管，现在拆分到乡一级独立核算，因此农村金融体系也是条块分割。在这一套系统中，制度成本是农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面对2亿多小农户，380多万自然村，被68万行政村所集中，怎么进行管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参照东亚综合农信模式，这个结还能解开，但如果继续参照欧美模式，恐怕很难应对。

　　农民进行合作经济肯定没错，但不能一开始就进行合作生产，而是应该联合购销，因为联合购销的风险最小。联合购销要求有金融互助制度，但势必将增加银行系统的风险，因此遭到银行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下担保公司的介入可以一定程度上分散银行风险。

　　潘岳：您提出农业不能搞产业化，但农业不搞产业化，怎么解决农民的致富和农业效率问题？毕竟农民首先要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

　　温铁军：你提的问题是所有陷在主流而难以自拔者的疑问。以我对世界范围内40多个国家的考察，没有听过哪个发达国家的农民靠农业产业化增收。如果单纯把农业作为产业，即使比中国人均耕地规模大4倍、90%人口城市化的日本，三农问题仍然严重，农民必须依靠国家给予的高额补贴。如果依据投入产出比来衡量，理论上讲，日韩农业将全部破产。

　　潘岳：您提到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基本上都出了问题，主要是指什么问题？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我现在只能说说这些龙头企业存在的问题的共性。第一，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上市圈的钱很少用于农业；即使部分公司拨出一小块资金，比如20%用于农业，也基本不用于农民，和农村更没有关系。而且这些龙头企业所得到的政府优惠，也基本没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第二，大部分龙头企业都有圈占土地、以资源获得资本化收益的本质。也就是说，农业产业化的本意是帮助农民自我资本化自己的资源，但是现在却演变为拱手把农民可能获利的空间让给企业。第三，历史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过农业产业化。但随着中国民国年间工业化加速，出现的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其结果是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的剥夺是地主的倍加。出于以上三条理由，我想我得说农业产业化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潘岳：温老师刚才所说的农民与绿色消费联盟合作，我觉得如果在郊区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两个试点可以，但是如果城乡全部这样互动，有什么好的模式？

　　温铁军：你对合作的担忧是出于对以往集体化的担忧。我早就分析过中国农村的

信息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性，其所起的作用只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形成规模的要素，然后投入生产，完成工业积累。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式经济刚刚开始发育。另外，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世界上所有有合作社的国家，毫无疑问都是政府承担责任的结果。这些国家对农民投资只给农民合作社，而且对合作社提供免税等优惠，所产生的收益50%必须返还给农民，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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