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房价难涨 远看未必

　　本报主笔 马东瑾

　　中国银监会上周四提出提高投资购房首付比例、限制房地产开发贷款等多项措施。广州各大银行随即表示，提高第二套住房首付已经近在眼前。

　　这些政策都是17日国务院推出“国六条”之后的当然举措———尽管央行几天前还煞 有介事地否认了首付比例提高到五成的坊间说法。

　　相信其他相关部委也会依国务院精神出台打压政策。

　　这些经济手段肯定会对短期楼市造成压制，逼得紧的话，没准还会在北京、深圳等有幸被点名的城市直接造成房价大幅下跌，就像去年上海一样。

　　1998年7月1日正式宣布结束延续40多年的实物分房制度后，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和住宅建设市场化。执行中，这样一个简单片面的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放大，表现为

房价飞涨，而根本原因正在于政府为了驱动经济、拉动内需，强行将住宅消费推向住宅投资市场。

　　早在16年前，世行关于中国住房改革的报告就明确指出：“政府应该抵制全力推行住房自有的企图。”事实却是，“居者有其屋”恰恰成为了各级政府灌输给百姓的观念。

　　这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处境有很大关系。中国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比以前显著减少———比如浙江，1993年前财政自给外尚有盈余，至今自给率跌至不足六成。土地出让于是成为财库重要来源———其金额之高甚至可达到预算外收入六成以上。

　　同时，对地方政府而言，在GDP考核制度下，没有什么途径比

房地产创造业绩更容易的了。尽管中央近年已经在弱化这方面的考核———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上周甚至建议允许部分地区零增长或负增长，舆论也开始说没有GDP的增长，也并不妨碍政府履行职责，但这一切都还需要时间，长的时间。

　　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房价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改革的问题。

　　对于力有不逮的广州市民而言，在犹有所待的心态下，转变自身观念恐怕更加实在。毕竟中国没有几个重要如广州的城市，毕竟香港、东京人均住房面积也就7平方米多一点，非要跟张总王总家比，只能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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