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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为如何更好地考核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而大伤脑筋。因而，当5月23日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公布一项全新的政策建议时，立即引起了各方关注。这项建议的核心是：对“十一五”规划中列出的国土空间四类功能区，应施以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对一些禁止开发的地区，应放弃以GDP为考核标准，并允许这样的地区GDP是零增长
甚至负增长。(5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A3)
毋庸置疑，确立何种考核政绩的标准在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几乎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绩观是以GDP为核心的。这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对促进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小贡献。然而，其巨大的成本正在日益凸现出来。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认为，GDP可以较充分地反映出经济福利。如果这样，GDP就类似于“最优统计量”，以它来考核政绩就不会造成太大的扭曲。可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多任务和多维度的，如果激励只侧重在GDP这一易于测度的部分，则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所有努力向追求GDP倾斜，并忽视了其他的重要方面。
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高效率增长的桎梏，改革考核官员的方式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兼顾各方面的指标。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国家统计局某官员的话，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文章，随后中国官方又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否认。可是，令人信服地核算“绿色GDP”并作为考核标准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因为，“绿色的”东西通常是没有市场价格的。
其实，要形成科学的政绩观，单单依靠上级政府的某个指标作为考核标准是不够的。在一个本质上属于地方分权的国家中，至少有两种机制可以很好地规范地方政府的不当作为。那就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前者指的是一个政府辖区内的居民通过呼声和投票等渠道向政府部门传递自己的不满和要求；后者指的是，对于地方政府提供的治理服务，居民可以通过迁移来作出选择。这是两种有效的替代机制，它们在政府治理中引入了市场机制。
笔者认为，在上述约束很好地发挥作用之前，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还很难得到根本的扭转。应该说，这两种机制在中国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也进一步表明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倚重现行的GDP考核标准。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实践中的基层民主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改善政府治理的效率；并且，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和人口流动的自由化，地方政府也必将越来越重视如何留住并吸引稀缺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可以想象，如果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即便是政府仍然追求GDP目标，那也必须考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这个方面，我们再次看到将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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