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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李军杰
维持当前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短期在于调控，长期在于体改。应该跳出调控看调控，看一看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中调控？进一步讲，地方政府到底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者，还是市场波动的动力源？如果是市场波动的动力源，那就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如果地方政府也成了调控对象，那么就证明上级政府不是在调控市场，而是在调控下
级政府，这从道理上讲不通，它说明现行体制安排需要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有些学者总是盯着短期的运行数据，探讨高或低、热或冷，这种做法很危险。两年来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搞调控必须以长看短，以短看长。
转型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是边转型、边增长，对应的政策措施是边改革、边调控。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环境来之不易，但是潜在的结构矛盾正在不断积累，所以必须利用有利时机，彻底扭转地方政府职能，才能使宏观调控取得预想效果。并且，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的两大挑战在于：产能过剩和经济泡沫。
其实，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投资过热是目前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力源。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经济过热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对民企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小。从统计数据看，市场主体在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去年的投资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单位已经占了70%，今年一季度又进一步上升到72%。市场化投资主体都有自己的硬约束。因此，地方政府被作为主要调控对象并不太合适。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推根溯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依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拉动。1998年至2003年，中国工业产值以及投资维持着9.83%和14.14%平均增长率的高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率从1998年的30.42%提高到2003年的40.5%。毫无疑问，各级地方政府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换句话说，本轮增长主要是由有地方政府背景的投融资公司大规模进行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所致。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投资高增长中各个产业链条的总牵动和总引擎，由其所创造的巨大的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领域产品进行高速投资。从一季度的数据看，全国投资增幅超过35%的省份有16个；制造业30个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40%的有16个。为什么尽管一些行业已经出现过剩，而一些民营企业却肆无忌惮地继续大量投资？因为市场微观主体能够感觉到地方政府的巨额投资昭示着良好的需求前景，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并非盲目，而是理智的。
所以当前中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推本溯源，总的动力源还是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这也可以从各级地方政府“十一五”规划的发展速度和所谓“银政联盟”中找到依据。
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高增长，低通胀”，但也有人指出这是一场“没有温度的高烧”。笔者认为，如果可以把中国的市场从理论上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市场的话，是消费市场“没有温度”，投资市场在“发高烧”(投资和消费市场并不是两个单独的封闭循环，以投资和消费两种内需导向，划分为两种市场只为了分析方便)。从物质循环的角度看，在投资市场上是一种循环，即“投资→产出→再投资→再产出”；在消费市场上是另一种循环，即“投资→产出→消费→再投资”，两个循环模式的本质区别就是投资市场缺乏消费这个主要环节，只有“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投资逻辑。为什么原材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费价格却一直低靡不振(4月份CPI为1.2%)，原因就在于两个内需市场需求情况不一致：投资市场过热，产能过剩行业过多，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其动力源表面上看是城市化和重工业化，实际驱动者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消费市场则一直启而不动，甚至受到了投资挤出效应的影响。
因此，尽管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钢材、汽车、重化工、能源等行业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对其它行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大幅下降，市场疲态初显。但是从地方角度来看，各省的“十一五”发展指标均高于中央政府的7.5%。如果把指标分解到市、县，还得层层加码。作为每一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独从其辖区的角度来看，都不会认为其投资过热，但千百个地方政府形成投资“大合唱”之后，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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