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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维迎教授表达了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担忧。他担心，如果未来三五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30%-50%，人民币升值10%，将有很多中国企业面临挑战。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劳动力成本的讨论比较热烈，有人主张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农民工收入。张维迎的担忧或许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回应，不赞同利用“外力”促使工资上涨。根据古典经济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会妨碍经济趋向均衡，对充分就业和经
济增长有害无益：最低工资可能高于均衡水平，企业会因此减少雇工，这就会妨碍就业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后，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而利润减少甚至破产，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减速。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有说服力，我们不能依靠政策等“外力”使经济偏离均衡点。但用这个理论反对提高劳动力工资，理由却不够充分，因为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时期，均衡点会发生变化，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点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在上升，工资应该随之提高；如果不适应这一变化，依然固守原来的工资水平，反而是对均衡点的偏离，会妨碍经济的调整。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不是“外力”使然。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人们的朴素感觉是工资并没有与GDP同步增长。实际上，国有、城镇集体等单位职工的工资增幅与GDP增长率基本一致，工资上慢涨的是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就业市场供给充足，压低了劳动力工资。中国乡村就业人员仍然有将近5亿人，每年转入城镇就业的不过1000来万，按照这种进度，似乎农村劳动力还可以像原来那样涌入经济发达地区，那么，维持均衡的劳动力成本会继续维持在低位。
但是，地区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问题，可能会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在近年发生改变。劳动力转移遵循就近原则，涌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邻近省份，比如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而更远地区的劳动力并没有大规模到来，也就是说，可供这些较发达地区利用的农村劳动力远低于我们的估计，更不会有5亿之众。而且，愿意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年轻劳动力，企业愿意接收的也是年轻劳动力，而且倾向于使用女工，这又使得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余地减少。企业以较低工资招聘合乎自己意愿的工人的可能性在降低，它们需要改变策略，提高工资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招聘男工以及年龄较大的工人也意味着提高工资。
均衡水平的工资已经发生改变，但企业一时没有调整过来，于是出现了招工难(或许说“民工荒”并不准确，因为企业依然在扩张)。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趋势，如果不能表现为名义工资的提高，就会表现为其他实际成本的增加，比如需要为招聘工人付出更多费用，不能及时招到工人，设备就会闲置，等等。这些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无谓消耗，是资源的浪费。也就是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其实早已上升，通过提高名义工资使劳动力成本调整到均衡水平，不会对它们的竞争力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可能减少损失。
劳动力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市场信号会更加准确。那些可能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丧失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转型，及时转为内销；而那些不能承担较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企业，则可以考虑进行转移，到内地去投资。而劳动力工资低，则可能发出错误信号，使一些企业误以为劳动力成本会继续维持在低水平，仍然在较发达地区投资出口产品，那就会妨碍经济的调整。
但名义工资的调整总是缓慢的，企业和工人都会倾向于遵循以往的惯例，在工会等组织的作用还待于进一步发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实际增长率受通货膨胀率左右，就是名义工资调整缓慢的证据。2004年通货膨胀率较高，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只增长7.7%，比当年GDP增长率(9.5%)低了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只上涨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6%，与GDP增长率(9.9%)基本一致。这表明，城镇就业人员的工资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使劳动力成本尽快向均衡水平调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及时调高名义工资，是具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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