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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个大国的政府，近来都为各自国内房价上涨的事大伤脑筋。中国房地产市场像一个娱乐化的京剧舞台，关于炒房、富人区穷人区、房奴的戏唱个不停。无独有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也一片涨声———2005年其住房均价上涨12.95%，这使得在过去五年间，美国住房均价上扬了近58%。
房地产市场治理的特殊性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各利益主体心理预期与风险应对
能力的不确定性与差别都比较大。从中国的情形来看，“逆向选择”现象甚为明显，房价越治理越高、措施越严厉买房者甚至越多。而美国房地产市场这种情形并不怎么明显。究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房地产商一旦被发现在散布虚假信息、签订假合同、人为制造涨价风潮等嫌疑，便会被控诉违反了“公平交易法”，行业协会与银行会将之打入黑名单，消费者会对之进行集体诉讼，媒体更会加以曝光。
相比之下，中国的房地产商显然是“幸运”的，他们不会轻易以欺诈的罪名而被指控，这也是市场上伪信息源源不断、谎言充斥四壁的原因之一。于是人们将矛头纷纷指向房地产商，斥责他们只顾牟利而昧了良心，着实可恨。殊不知，可恨的更在于他们的“同利联盟”———不少专家学者、地方行政部门为了既得利益或将得利益而听之任之或为之代言。
经济学家杨帆在八年前发表的关于“权力资本化”的宏文中说，权力资本的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是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一大沉疴。显然，他当时的矛头指向是中国所有制变革中的“权贵资本主义”者。如果借用到今天市场经济深入转轨的房地产市场上，我想“权力资本化”至少浸淫在两个领域。一是房地产商因为自由度高，违规成本极低，于是凭借其所处的寡头阶层的权力，在市场上赚取合法的、不合法的巨额利润；二是掌握或垄断着一定话语权的政府官员、银行部门、传媒机构，协同房地产商共同制造了伪信息弥漫的现实。
中国房地产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房价，而在于“权利资本化”的发生频率与速度能否减缓并变得温和。这是与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区别。因为强势利益者的权力资本化，必将以平民阶层公民权利与财富权利的缩减为代价。
消除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权力资本化”与“联盟化”的合法性危机刻不容缓。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温和型”的，即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房地产商及其同盟，特别是商业银行以效能重估与机制重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anRandolph所言，房地产调控的主角应当是商业银行。央行应当给予商业银行更为灵活的利率市场化权利，这比利率本身的升降更具有原生性意义，与此同时，央行等监管部门，应当协同第三方制衡机构，对房地产行业及信贷机构给予严密监控，并制定成本极为高昂的惩治措施，以规约、切断权力联盟的链条。
第二种方法是“猛烈型”的，即我们通常说的“休克疗法”，通过直接抑制需求的税收政策、强化银根的紧缩政策、更大幅度提高按揭首付额和房贷利率，以及对流通领域进行多环节征税等关联政策与措施，强行挤出房地产市场中泡沫。休克性治疗这味药虽苦，但可以使中国房地产商们从骨子里一改原先淡漠现金流、热衷高负债和群体性炒房的观念与行为，这同时也无异于给了国内商业银行一次重新审视信贷风险的契机。
我想，无论我国房地产治理的措施与方式与美国有多大的差别，至少应当做到防止“权利资本化”这一毒瘤的继续蔓延———换个角度来看，为体恤民众的话语权与财富权利，而尝试从根源上切断寡头强势利益主体的“权利资本化联盟”，正是对我国政府深入构建与提升自身信用，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考验。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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