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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桑彩
近日，中山大学一课题组发布《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对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大经济带的低端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分别选择了“首次择业花费的时间及所需的费用”、民工每周的实际工作总时间、每周加班时间、平均工资以及加班工资、拖欠工资率、劳动期间的人性化对待(比如是否“限定吃饭时间”)等指标，进行量化
比较，最后发现：珠三角民工的生存状况略逊于长三角。
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区竞争力比较一直是区域经济学最热门的话题，可以说，这两大重要地带(再加上京津冀经济圈)几乎主宰了中国GDP增长的速度。从经济总量上看，长三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强势崛起，由此引发的珠三角是否失去竞争力等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实际上，当今最出色的地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年轻的城市经济学大师格拉瑟(Edward L. Glaeser)都证明了，城市带的竞争根本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综合了路径依赖，规模报酬递增，集聚效应以及正反馈循环等规模的负责过程。应该给经济带和城市竞争力写一份悼词，让那些讨论如何保持地区经济优势并动用政府财政实力来维持地区竞争力的宏观学者们都无言以对。
但是，毫无疑问，比较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流动和自由度的比较是异常重要的微观课题。格拉瑟的著名论文《Reinventing Boston：1640-2003》，通过分析美国城市波斯顿的数度衰落然后数度崛起的股市，证明了一个宽容对待劳动力进出、重视劳动力培训的城市(他称之为“Skilled City”)有着永恒的重新追赶的优势。伟大的城市群拥有一些共通的美德，即对移民劳动力自由度的热爱，加大劳动人口培训的投入必然会导致产业升级和城市聚集度的增强。
现在，中山大学发布的《比较报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思考中国城市善待劳动力问题的机会。在低端劳动力(民工)流动的自由度上，两地仍需努力。珠三角的“暂住证”制度仍然强大；据称长三角一些地区正在酝酿和执行对农村人口最大限度的“并轨对待”。格拉瑟在他另外一篇著名论文《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 Costs》中提到了当今世界以及国家内部区域里一种危险的趋势：移动货物的成本在大幅度降低，但人口移动的交易成本(不仅包含着人口的旅费支出，更重要的是包括人口在这个区域经济体制内的歧视性的移动交易费用)却居高不下。美国最近的移民法律加大了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的成本，而一些转型国家的国家内部居民的居住法律也有一种强化土著和外来人口“双轨”模式(他们的理由是大城市承受不了这么多外来人口)。从格拉瑟提供的角度观察，无疑长三角的人口移动会比珠三角更自由一些，一个简单的事实：珠三角的民工荒比长三角更严重。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因素是资本的属性。珠三角是中国最早对外引资的地区，早期进入珠三角的FDI的外溢效应不强，例如技术变迁，管理知识的扩散，大部分来自港台制造业(也有一些改头换面注册在维京岛享受外资税收优惠的本国民间资本)，他们经历了本地区残酷的制造业资本竞争之后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他们总以为中国低端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根本没有预料到民工荒)，于是一些企业信守“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比之下，长三角因为引资稍晚，同时在大政府主义下更看重的是欧美、日本等“大资本主义”下的FDI，这些FDI的外溢效应更强。
城市带的竞争根本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比较的目的并非得出一个胜负，事实上两地都在为中国经济做着伟大的贡献，我们要总结出的是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城市对待劳动力的状况，从而找出我们还应从哪些方面更加善待这些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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