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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CIEN评论员 商寅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些城市开始喜欢聘请一些洋高参，而且这些洋高参还都是以市长的名义聘任的，每年在所应聘的城市开上几次会，报纸在显著位置很张扬地报道一番。
这些洋高参被称为国际智囊团，其成员基本上是跨国公司的老板。有些城市聘用起洋高参还不止一个两个，经过几年“发展”滚雪球似地一弄就是二三十个，洋洋洒洒一大片，给外人一看就是我这个市长很开放，有国际眼光。
靠洋高参支招中国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实际效果？靠洋高参支招中国城市的管理，符不符合本土的实际？靠洋高参支招中国城市的经济，谁得的利益最多？最近看了有些城市热衷于靠洋高参解决中国问题的报道，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也对聘请洋高参的这种施政形式有了一些思考。
市长热衷于聘用洋高参，是不是说明市长对自身能力有些拿不准？在中国，市长这个位子不好坐。经济上要年年增长，GDP最好是连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向上，远景规划、日常管理一大堆事务性工作，最关键的还要保证不出大乱子，所以市长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市长的位子又好坐，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下有群众支持；前有离开领导岗位的各位前辈，后有各司其职的委、办、局支撑，只要做到十个指头弹琴，应该说管理一个市还是可以胜任的。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管理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与国外的城市管理没有可比性。比如美国纽约，城市环境卫生只由一个私人公司承办，完全是市场化运作，不但不用市里贴钱，这个公司自身还能赚钱。而我们的城市环卫管理，上边有所谓的市政管委，中间有什么公用局、环卫局、卫生局，下边有一系列吃公家饭的清洁车辆厂，这层层叠叠的机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法比，而且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市长聘用一大堆洋高参，无异于南橘北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市长热衷于聘任洋高参，是不是说明市长的左右手们——副市长无能？当前已经引起关注的是中国各级管理机构中副职过多的问题。像一个东部发达省份，不算党的机构和人大政协机构，光是一个政府机构，就有一个省长，八个副省长，分门别类，分工甚细，有些副省长所管的事，又和他所分管的部委办局正职副职所管辖的事严重重叠。这些部委办局的正职副职也是七个八个一大堆。在这种现状中，副职应该既是市长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市长决策的参谋，是上情下连、下情上连的一座桥。从实践看，副职一般都是从基层做起，对基层的情况把握得比较准。相比洋高参，副职对市长的决策，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市长热衷于聘用洋高参，是不是真的信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对于一个城市的管理来说，究竟是用远来的和尚还是自身的财富，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城市管理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一个有很强延续性的科学体系。我们目前有些大城市，聘用的洋高参，都是跨国公司的老板，这些商人在给你出主意时，能不考虑他自身的商业利益吗？而且，洋高参根本就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所支的那些“招”，无非是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建一些所谓的“中央商务区”，把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城市肌理破坏得一干二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一个城市把历朝历代遗存下来的建筑拆光，然后都建成明晃晃的玻璃墙大厦，以此证明“日新月异”，这是一种对祖宗的轻蔑，对后人的犯罪。从比较极端的思维上分析洋高参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所起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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