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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近日在接受《学习时报》的采访时表示，要进一步研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解决好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汪光焘强调，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好农民工问题。现在城市有了较
大发展，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避免可能形成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横亘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道鸿沟。“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俗称“三农问题”，而学界有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体制性矛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具体部署，及至“新农村建设”概念的提出，都是在为打破二元结构作出不断的努力。
但是，我们在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农民工问题”，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专家提出了“四农问题”的概念。之所以在“农民工”的后面也冠以“问题”的称号，是因为他们虽然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却在身份属性上依然被标注为“农民”，并未被城市所完全认同接纳；从地位上来看，他们则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市里有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的危险。并且，这个新二元结构和旧二元结构既紧密联系又大有不同，在新二元结构下，出现直接对抗性矛盾的几率更大。
汪光焘提出要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是一个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方案。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富余劳动力还会越来越多地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中来。如此庞大的劳力大军涌入城市，对城市管理和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十分重大的课题，一旦管理失当，造成新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态势日益明显，那么，在矛盾深化之后再行解决，就将付出更为巨大的成本。问题是，解决农民工问题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所能为之的，它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努力，但是这些制度的变更又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有的并不具备立即变更的现实条件，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之下，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为突破口，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提高工资水平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现实条件而言，都已经相对成熟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民工潮”，再到近年来纷纷扬扬的“民工荒”等等说法，核心都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当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直接原因就是务工收入超过务农收入。但是，长期以来，一方面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工资却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甚至有的工厂十几年来工资都没变过，以至于有了“血汗工厂”的称呼。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解决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如果再不提高农民工工资，他们就无法在城市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正常途径，社会矛盾就会被迅速激化，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
合理提高农民工工资，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城市文明发展的硕果，他们才可能对城市具有向心力，才能融入到城市中来，为城市的社会建设与和谐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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