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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本是一趟蜜月之旅，怎奈一天不抓贼就手痒，来自深圳的反扒大侠苑国栋在杭州初试身手的第一天，一下抓了两个小偷……春末，杭州《都市快报》的系列报道，反响热烈。已经步入中年，被称为“老苑”的苑国栋，施行的是“独行侠”式的个人反扒行为；杭州警方蛮开明，说“非常欢迎像老苑这样的民间反扒力量与警方携手，共同打击犯罪、建设平安
杭州”。
老苑属于外来的过客，路过杭州，其行为仿佛有一点“鲶鱼效应”的味道。所谓“鲶鱼效应”，说的是挪威人捕获沙丁鱼后，在运输途中在鱼槽里放入鲶鱼，因为外来鲶鱼的搅动，致使沙丁鱼群在紧张中警觉地游动，从而保持了活力，避免了漫漫路途中的死亡，最终大多数都活蹦乱跳到达目的地。“鲶鱼效应”就是一种“激活效应”；当然，人家运输沙丁鱼，如果仅仅只有一条鲶鱼是不够的。
老苑这种民间抓小偷的行为，自然也引来公众的一些疑问。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律没有规定百姓不可以抓小偷，依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老苑的民间反扒行为是可以施行的。但是，这样的行为毕竟是“非常态”，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这种“非常态”通常行走在“边缘地带”，若不小心是容易踩上红线的。
我们知道，别说是小偷，就是在押的犯人也是有人权的，出手不当，很可能行为人自己成为违法者甚至是犯罪者。在云南曾经发生过一个“抓小偷见义勇为，打小偷却又犯法”的案例：有一对兄弟在后半夜抓住一个小偷后，施以铁锤、木棒，殴打小偷致死，结果两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而被判刑，还赔偿了巨款。小偷也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这个概念至今似乎仍然无法深入人心。当公众把目光一再投注到公权恣意侵犯私权时，往往忽视了自己私权的越位和滥用。法律的公平就在于，你打死一个小偷，所获的罪责和你打死一个平常人没啥两样。普通百姓没有权利殴打小偷，只有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可恨”的小偷身上施以你的快意恩仇，这是不允许的。
在老苑身上，潜在的危险就是这种“快意恩仇”意识。行走江湖，快意恩仇，一剑封喉，血溅五步，此所谓“侠客”是也。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侠客，而且在民众的血脉里，涌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快意恩仇的“侠客崇拜”，你看《水浒传》里，那些认为“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好汉，都是被看作“除暴安良”的英雄的。今日对付小偷，如果“抓”了之后还施以“打”，以为这就是“除暴安良”，那么，这就不是对传统侠客意识的扬弃，而是一种盲目的“继承”，这种继承侠客衣钵的意识和行为，与现代文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法治社会，早已不允许“快意恩仇”。
一个真正文明而法治的社会，对小偷的人身权利是不会忽视的。在这里，我想说一说美国对付小偷的理念。著名法学家何家弘留学美国时，就遇上了“小偷事件”，他回国后在《法学家茶座》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叙述此事，给我印象深刻：那天他从寓所出来，嘿，正遇一小偷撬他的汽车锁，他不由大喝一声，奔上前去缉拿，那倒霉的小偷撒腿就跑；何家弘练过短跑，年轻体健，他急起直追，但毕竟小偷比他更熟悉道路，转过几条街路后，小偷给追丢了。
他气喘吁吁地报警，警察急问：“你被盗了什么贵重东西?”回答当然是“没有”，没想到，警察满腹狐疑：“你没丢东西，追他干吗？”何家弘一脸困惑：“他，他不是小偷么？不逮住他，以后他还会偷别人的东西！”何家弘自以为理直气壮，可美国警察立马表情严肃起来，正儿八经来了一番法治教育：“喂，你太傻！如果小偷有刀有枪，把你打伤打死，那是你倒霉；如果你把他打伤了，还是你倒霉——他去告你，你败诉的几率很高。至于他以后还会去偷别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不需要你过问！”何家弘是证据学、犯罪侦查学教授，他这下明白了什么是“差异”；更明白了什么是“差距”。美国向来不提倡百姓与小偷直接对抗。他们一方面是担心普通百姓容易被小偷所伤害，同时也不希望百姓加害小偷，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明白：抓小偷，是我们警察的事！“警察抓小偷”或“小偷被警察抓”，这才是“常态”！
我们今日的社会，毕竟已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社会治安现在还离不开见义勇为，但“抓小偷”毕竟是警察的本职工作。我们的社会绝不允许小偷“笑傲江湖”，但民间反扒高手到处“笑傲江湖”那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作为“非常态”的民间反扒，毕竟行走在边缘地带，必须时刻守住合法的边界，否则，说不定自己这头也搞成了“笑熬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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