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不是由效率优先引起的

　　论“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

　　■何伟

　　自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人，大家都关心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存在一个弱势群体的问题。为了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 会安定，建设和谐社会，呼吁政府和社会关心弱势群体，采取适当措施来缩小当前收入差距，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是完全应该的，应当受到称赞。可是有人提出，形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价值判断引起的，应将它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并用公平分配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对这种提法有不同看法，就展开讨论。其分歧点：一是分配不公与困难群体的存在是效率优先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二是解决收入差距太大的办法是提倡公平分配，还是应采用其他措施；三是公平分配与社会公平是一回事，还是两个不同概念。

　　初次分配不能公平分配

　　将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首先，对中国的效率应如何评价﹖中国今天是高效率还是低效率？全国以及全世界都认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是高速度，但质量是低效率，否则党中央就不会在“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来转变目前的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当前不应简单地将效率和公平看成因果关系，这和中国实践情况不相符。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确实扩大了，但是并没有带来高效率，不应机械地搬用发展经济学的定式，认为分配不公是由高效率引起的。说分配不公是由效率优先引起的，不如说各级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追求ＧＤＰ的增长，不重视社会公平，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

　　其次，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人提出公平分配。提倡公平分配，这合乎民意，大家都会赞成。但公平分配能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分配引起的，但是分配有不同的方面，什么分配引起收入差距扩大，应加以分析：第一个层次是初次分配，即在生产领域的分配，如工薪分配和利润分配；第二层次是属于再分配，主要由政府来实行社会分配；第三类属于非法收入，这些收入也可以使人们收入差距拉大，但严格讲来，这些收入不能算作分配，如同强盗抢来不义之财一样，应受到法律制裁。

　　在初次分配中能否用公平这个概念？我认为可以用，但只限于马克思所说：“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这里运用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每个人都是商品交换者，权利是平等的，报酬与其贡献是等价交换关系，两者等价即为公平，不等价即为不公平。但问题在于谁来判断这一等价与不等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由政府来制定工资制度，其原则是“承认差别，但悬殊不能太大”，这一原则是否等价，即为公平，无法衡量，但在客观上存在着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平均主义现象，很难说公平。每个人的工资级别是由各级领导者来决定的，很难做到人人满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幅是“不服不行”。这是对当时一些领导决定工资级别不满的一种发泄。但是要让领导上说清楚也很难，因为无有一个公平标准来衡量，很难做到人人满意，人们也就很难区别人情和公道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贡献与报酬的等价是由市场来决定，交换双方如有一方认为不等价可以解除合约，另行选聘和应聘，待到双方都认可即为等价。这里可以说完全通行着马克思所说的“等价交换原则”，即为公平。不过这种公平在人际之间横向比较，权利是平等，但分配还是不公平的。今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披露，2005年，几家银行高管的年薪报酬，最高的是招商行行长马蔚华为267．83万元。居第二位的是民生行行长董文标税后报酬为191．61万元。深发行洋行长韦杰夫为130万元，现已辞职。这表明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职工收入差别很大，即便在他们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他们的效率在市场条件下决定的，即为等价，政府无权干预。如果要求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就与他们的贡献不相对应，即为不等价、不公平。这样公平就有两个标准，即贡献与报酬等价的公平和人际之间分配结果的公平。如果追求等价公平，就会出现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否则相反，两者是二律背反，不能并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破坏等价交换原则，要求公平分配，政府在这一领域惟一能做到的是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对低收入者规定最低工资限额，仅此而己，不能再采取其他措施。即便对高收入者采取累进式的高征税，其高度也要考虑国际惯例，太高了会留不住人才、有负面作用，所以我国目前在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上是有区别的，中国人为1600元，外国人为4000元。即便采取这些措施，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还是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在市场决定工薪报酬的情况下，社会要默认这种不公平。马克思说：按劳分配“要默认不同等人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同上，第12页）不平等即为不公平。所以，对初次分配不能要求公平分配，一是做不到的，二是不合理的，三是会误导人们对现时分配不满，助长平均主义思潮，引发仇富心理。对目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准确的说法应是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公平分配，公平分配解决不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公平不单纯是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所以，当拉萨尔提出在资本主义实行“公平的分配”时，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说：“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又说：“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同上，第13页）从马克思对庸俗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得到启发：一是不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这就表明不能用公平分配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二是分配问题是“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在我国就应研究生产要素分配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这才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的关键所在。

　　对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分配，只要属于合法收入，宪法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不论他们的收入与一般人差距有多大，政府是无法要求公平分配的。只要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生产要素是这样的分配，这种分配格局就无法改变，只能合法征税。至于一些私营企业家出于社会责任感，自愿进行的慈善捐献，应当受到欢迎。这种捐献今后会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多，这对于弱势群体是一种帮助，但其捐献的分配是根据需要，也不是公平分配。

　　可见，在初次分配领域不存在公平分配，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

　　再分配也不能公平分配

　　再分配要重视社会公平，这个命题很重要，对缩小收入差距很有意义，但它也不是公平分配。社会公平在这里应指人们获取利益的机遇平等、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种公平会影响到人们的人均收入，但分配结果还是不公平的。再分配的社会公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要素分配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二是由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

　　首先，研究生产要素的分配对分配的影响，应遵循马克思这一原理：“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同上，第13页）这应成为我们研究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马克思这段话在今天也是适用的，研究我国生产要素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它对形成收入差距扩大有什么影响，它对困难群体的存在是什么关系，这应成为研究分配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目前大家所关心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与生产要素分配有着直接关系。建国以后，我国确立的所有制结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两种所有制理论对全国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这种分配从区域来讲，城市比农村人口少得多，却控制着全民所有制资源；农村人口比城市多，只控制部分土地所有制（因土地出售，绝大部分收入被城市拿走）的少量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城市控制的生产要素多，质量好，居民与生产要素结合的机遇多，占有和使用生产要素的数量就大、质量就高，从而其收入自然就高；其次，城市居民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农民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却得不到回报，是二等公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这必然使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扩大；最后，城乡最大的差距是知识水平上的差别，农民文化知识相对贫乏，这是农民的致命伤，它剥夺了农民就业和获取高收入的机遇。农村占有生产要素的匮乏，就使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就不能发家致富，增加收入，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的形成，既不能怪罪效率优先，更不能用公平分配去解决，只能从生产要素分配入手，在使用生产要素上农民应与城市居民获得同等待遇，才有利于社会公平。

　　当然，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不是随心所欲的，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今天我国讲生产要素的公平占有不是重新分配，而是破除人为的划分，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经济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有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公平机遇只是一个前提条件，还需要在运行规则上的公平，即大家所使用的是同一规则。这一规则主要指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政策制定上如果是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必然会影响一些人的收入。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在征用农民的土地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存在巨大差价，在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上低于城市同等工人，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救济、社保等方面，农村与城市存在重大差别，以及农民在城市就业受到刁难和不公正待遇，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偏重于城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农民的收入。在政策执行上如监管不严，甚至有亲疏之分，如偷税漏税，也会使一些人暴富。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处理，即便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无法解决，必须在政策上实行同一规则。

　　在再分配方面，党中央早就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因而把“三农”问题始终放在战略高度来对待。在过去一些年代，政府在农村体制改革、扶贫、扫盲、义务教育和农村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大量投入，取得巨大成就，使农民生活有很大改善。为了加速缩小城乡差距，党中央前两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近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出台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采取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加大农村投入，制定农民工政策，并在农村实验与推广互助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社会公平与再分配，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会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要看到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区辽阔、差别大、人均资源禀赋匮乏，“三农”问题欠债太多，大多数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目前采取这些措施，虽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目前的状况。一是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但力度不够，欠账太多，国家在财政再分配上，还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如今年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3397亿元，可能是历年最高的，但没有地方政府每年从出卖农民土地中强行拿走4000亿元的数额多，仍是“多取少予”。再与政府其他支出来比，就相差甚远。如果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压缩开支，挖掘潜力，可以将大量资金用来支援农业。这些政策的制定都会导致社会再分配格局的变化，影响农民的收入。但这种再分配不是以公平为标准，而是以合理与需要为原则。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改革不到位，有一些生产要素还未市场化，仍在政府控制之中，处于垄断经营，如石油、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行业。这些行业所控制的都是优势资源，它们是从行政管理转变而来的垄断企业，带有许多行政特色，与一般垄断行业不同，它们没有国内竞争的压力，没有破产的后顾之忧，反而持有许多行政特权。它们的垄断利润来源，不是靠自主产权的先进技术和高水平的管理效率，而是靠行政性的垄断经营。中国的垄断行业与国外同行业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去年在油价一再调高的情况下，国家还拿出100多亿元，补贴石化企业。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指出，2005年电力行业亏损1280户，亏损额127亿元。欧盟已经在25个成员国范围内取消手机的漫游费，而我们在一国内不仅不取消漫游费，手机还是双向收费。它们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据报道，深圳某证券公司普通司机的年收入能达到12万元（见2006年3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从上可以看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于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合理，有的行业独占社会优势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而获取高收入。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公平分配，而是应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引进竞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发育。

　　至于那些靠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侵吞国有财产等等非法手段获取高收入的现象，不论人们对这种现象义愤有多大，但不能用公平分配来解决，因为它不属于收入分配，而是非法收入，应该绳之以法。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因而生产要素的分配就决定了收入分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同上，第13页）所以，要想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能用公平分配，只能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使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用同一规则，大家机遇均等，公平竞争，即为社会公平，即使这样，每人得到的结果还是不相同的，还是不平等，仍是不公平。

　　所以，不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不能要求公平分配，因此公平与分配还是不应联姻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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