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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
近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所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邀请了包括国有、民营、外资在内的154家省内大型企业，对该省14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3个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评价。调查发现，目前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办事效率普遍较低，仅仅做到了笑脸迎客，却不能快速高效地完成业务，这难以让企业和公众满意。
公众与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打交道，为的是获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倘若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态度再好又有何用？毕竟，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不是经营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的迎宾员。
就以最近曝出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假药事件为例，从药厂购进假的药用辅料，到进入生产环节，再到药品出厂，一直到流入流通领域，假药犹入无人之境，全然见不到监管部门的身影。直到给患者造成了痛苦和伤害，职能部门才恍然醒悟，大张旗鼓地搞专项整治。这种情况屡屡上演，已不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毫无效率。
追溯其根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固然是一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部分政府职能的划分沿袭至计划经济年代，已无法适应目前的管理需求，最后一个原因来自政府部门自身，由于深陷利益之中，政府部门不愿而且也难以提高效率。
在西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调控、社会管理、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倘若以此设定职能，政府得退出大部分资源配置领域。但在我国，出于利益上的考量，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仅迟迟不愿从资源配置领域退出，甚至出于即将退出经济领域的“紧迫感”，变本加厉地抓住利益不放，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当职能部门沉湎于私利之中，势必会削弱其提供公共服务的精力，效率低下亦是必然。在齐齐哈尔的假药事件中，假药畅通无阻，司法机关高调介入，可能再次印证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利益缠身而不作为的痼疾。不仅如此，当职能部门在权力交换中得到甜头，且受不到制约时，它们很容易养成习惯，将原本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作为获取私利的工具。很难想像，倘若通过正常途径申报新药，不给药监部门任何“好处”，他们提高服务效率的激励来自何处。
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与服务机构，在职能划分上存在的权力交叉问题，也是导致相互扯皮影响行政效率低下的一大顽症。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管理人员实在太多了，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事可做，分设了不少部门，且把一件事情分成N段交给不同的部门来管，这一奇特的职能配置方式，是导致效率低下的又一症结所在。
纳税人监督权不受尊重，是导致效率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成熟的市场化社会，纳税人的监督权受到尊重，效率低下的职能部门或工作人员，一旦遭到纳税人的反对，他们的处境将岌岌可危。而在我们这里，公务员的考评，更多的来自于其职能部门自身———这种考核机制早已被证明对提高效率的作用甚微，因为，公务员更倾向于与自己的上级搞好关系，而不是靠为公众提供高效率的服务累积升迁的资本。
如果赋予纳税人更多的监管权，我们的职能部门同样会有危机意识，进而高效率地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事实上，广东省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态度好，就是由于纳税人的投诉有可能使相关公务员遭到问责的结果。倘若没有这一点，纳税人可能既得不到高效率的服务，也感受不到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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