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基金把富人的钱用到穷人处

　　本报记者 郭晋晖 发自北京

　　“金融战线对扶贫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令人遗憾的。”原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田瑞璋在日前召开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表示，商业银行在对贫困地区借贷方面有诸多疑虑，这成为中国实行产业扶贫的“瓶颈”。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包括田瑞璋在内的一批专家学者已经建议发起一只专项用于扶贫事业的中国扶贫开发产业投资基金。田瑞璋透露，这笔基金正在申报过程中，但从目前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来看，基金的最终诞生还面临很多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形象地将中国的扶贫称为“寻钱”，资金是不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绕不开的难题？

　　田瑞璋：现在每年的财政扶贫资金是130亿元，每年的增长幅度不会超过绝对数的7个亿，这一笔资金所能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近年来，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的叠加效应也呈现了递减的趋势。

　　按照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的调查，以及国务院扶贫办对中国十年减贫计划的总体评估，以目前财政资金的投入水平，中国每年解困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50万，也就是说在未来五年内，中国政府要实现温家宝总理在世界减贫大会上向全球作出的承诺还是有难度的。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财政资金在扶贫上也表现乏力的话，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解决扶贫资金的难题？

　　田瑞璋：银行应该是扶贫资金的另一个来源，但坦率地说，金融战线对扶贫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令人遗憾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县域很难成级，机构纷纷撤兵，只留下承受着很大不良贷款压力的农村合作社。

　　虽然农业银行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农业扶贫的，但由于害怕形成不良资产，每年仍有高达80%的资金贷不出去。因此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事业在扶贫上，陷入了难以作为的“死结”状态。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有什么途径能够打开这个“死结”？

　　田瑞璋：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扶贫，国际资本运作和经济开发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吸纳、积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一只扶贫开发产业投资基金。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是投资基金而不是公益基金，盈利预期将成为吸引资金进入的关键因素。您是否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估算？

　　田瑞璋：我们算过，如果以20亿作为初期的发起，它杠杆效应应该是6倍，也就是说，中国扶贫开发基金拿出六分之一和财政资金的六分之一，可以共组形成一个产业开发项目自有资金的30%，由此来满足商业银行信贷的基本要求，这三分之一将可以撬动行政贴息贷款的三分之二。

　　但要使这只基金对资本有吸引力，关键是能够享受当前证券投资基金所享有的特殊优惠，也就是说免除它的所得税。在这个前提上再计算，这笔资金的回报可以达到30%；如果我们仅拿出回报的一半反馈给富人或投资者，尚有另一半的资金可以投向公益，投向完全的扶贫事业。

　　对于富人来说，这是一只真正的“名利基金”：它既得名，扶贫、积善、积德；又得利，保持了较高的回报。正因此，这种资金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许多民营企业家希望尽快促成，而且愿意拿出巨额资金投入，也有很多的海外资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保障这种基金不变成一只“腐败基金”呢？

　　田瑞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严格按照国际管理基金的经验，把资金的管理权、分管权、托管权三权分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强化社会进度，有效控制风险，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的产生并不是不可能的。国际的经验也足以证明它的可行性。

　　《第一财经日报》：这只基金目前的申报进展如何？

　　田瑞璋：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我们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法》尚未正式公布，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同时，政策规定发起基金的单位的资质条件需要有自主投入基金，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是扶贫单位，还需要自筹这一笔资金有难度。更重要的一条是，需要政府允诺这只基金在专项用于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可以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如果这些问题加以解决，那这只基金的诞生将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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