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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办法的初稿已经完成，今后可能每两年对药品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对市场定价的药品也将实行政府干预。认为在医药价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根源是道德问题和制度设计问题。 (见《北京晨报》5月16日)
药品价格虚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反响强烈的问题。我们知道，医药市场是典型
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一是因为药品生产具有强烈的专业性，二是因为生产企业对药品具有垄断权，三是因为医生处方对药品销售形成了一定垄断权，加之药品疗效的滞后性和医生和病人之间对药品信息的不对称性，都造成了药品降价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药品价格的规制过程是一个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到协调或整合的过程，需要各种力量在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这就需要提供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和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基于此，每两年对药品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对市场定价的药品也将实行政府干预，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表明了管理者对现存制度的评估和对制度重新安排的预期利益
不过，在舆论一致抨击“医院靠药品赚钱”、“以药养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出售药品几乎是所有医院主要的收入来源”的今天，两年对药品的一次调整，能否达到公众和政府的预期呢？调整后的药品价格是高还是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消除药价虚高，在认定医药价格管理上存在制度设计问题的前提下，信息能否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博弈的程度就成为能否达到公众预期的决定因素。
从1996年至今，国家先后对药价进行了17次降价，累计降价额度400余亿元，但市民却全无体会。以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发出了“即使再降价17次，体现在市场上仍然没动静”的感叹！原因何在？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制度设计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不是一个道德困境，而是一个行为困境，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永恒悲剧。博弈论认为,制度是个人经过次博弈所得的均衡解，只有所有当事人都具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机会与能力，才能最终达到制度均衡，否则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走出困境。所以，公众的参与和信息的透明，决定着两年调整一次药品价格的成效。只有在信息透明和公众参与博弈的前提下，才能促使制度达到公众的预期。
制度的功能即在于提供一套帮助人们走出不合作囚徒困境的激励机制，通过权利、责任的配置和惩罚规则的实施，诱导个人选择社会认可的最优行为。但制度的供给方也是“囚徒”之一，制度设计不能不受到制度设计者自身条件的约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缺少公众参与，导致药品价格无法达到预期，换句话说,在没有作为囚徒困境之另一方的公众的博弈的情况下,制度的实际效力难免大打折扣，遭遇被抵制、修正、规避的命运也不难理解，“大处方”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囚徒困境的产物。
既然已经承认道德问题和制度设计问题是医药价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根源，那么就可以认为管理者对制度有了新的预期，而这个预期能否与公众对制度预期达成契合，笔者以为，让公众参与博弈和保证信息的透明就成为决定因素。
(稿源：红网)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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