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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应该建立一个两年调整一次药价的机制，不单是降价，而是政府根据实际的医疗消费需求，调控药价。”15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坦言，近年来国家连续10余次药品降价举措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看病贵”，但很多药品降价后就在市场匿迹，不同规格、包装的同类药品取而代之，亦无须执行降价规定(《新京报》5月16日)。
这一药价控制新举措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正如周望军坦言的，还“须方方面面改变体制设计”。那么，需要改变的体制设计，具体有哪些“方方面面”呢？我想，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生产源头上的新药审批、监管体制。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的药品降价措施不少，累计降价达17次之多，可为什么实际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好处总落不到百姓头上呢？显然，药价所以不能真正降下来，关键不在于是否有降价措施，或者是临时性降价还是定期调控，而在于，药品审批、监管的源头出了问题。
而这方面的一个广为人们引证的事实是，“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各种仿制药改头换面就成了所谓的‘新药’”，“一个新药批文可以卖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显然，如此标准混乱、漏洞百出，并且充满腐败交易的药品审批监管机制，实际上是导致药价虚高、扭曲的重要制度性源头。
其二，在药品使用环节上医院“以药养医”的医疗补偿体制。众所周知，在公共医疗投入不足的大背景下，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机构普遍实行“以药养医”制度，药品利润一般占到医院收入的50%以上甚至更高。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再加上医患之间地位的天然不对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医疗机构实际上就成了具有高度垄断性质的药店，那么，出于谋利的考虑，医院医生倾向于引进高价药、开大处方、过度治疗，牺牲患者利益，无疑就是一种必然。
而反过来，也正是这种“以药养医”体制下，医院对高价药的强烈需求，又催生了药品生产、经营者巧立名目不断推出“新药”以逃避药品降价措施的利益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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