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药价两年一调 新政为何还在回避潜规则

　　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办法的初稿已经完成，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管理办法将在网上进行公示，征询社会意见。据5月17日《北京晨报》报道，按照设想，今后将建立每两年调整一次药品价格的机制，对药品价格进行全面调整，"(药价)有的升，有的要降"。对目前实行市场定价的药品，也将进行政府干预，"比如企业要涨10%，先要来备案，说明理由的才能涨"，对被举报有暴利的药品，也将进行查处并追究责任。

　　药价新政：还在回避医药潜规则？

　　经过从1996年至今的连续17次药品降价，“药品降价”一词已经成为令人笑不出来的黑色

幽默。一次次“越降越涨”的现实，已经让有关部门屡屡蒙羞，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敢相信任何“药品降价”的承诺。毋须讳言，前17次药品降价，其实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客观看本次披露出来的诸项措施，较前17次确已有了相当的进步，譬如像对部分药品进行原料成本核算、对自主定价药品进行价格干预、降低医院加价并消灭大处方等构想，若是真能推行，大概确实能起到“刺刀见红”的效果。

　　不过，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打蛇要打七寸———这些有望“刺刀见红”的措施，是否真能刺中药价虚高的“心脏”呢？

　　正如发改委自己所说，此一系列“配套新政”的主要作用是要“挑战医药潜规则”。但这些披露出来的“新政”，给人的感觉恰恰是对“医药潜规则”少有触及，甚或是有意回避。

　　“医药潜规则”在何处体现最多、最严重？众所周知，是在新药审批领域、流通领域和定价领域。随着近期国家药监局一干人的“出事”，审批领域的诸多猫腻已经昭然于天下。在流通领域，有权威数据表明，现今许多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但从出厂到患者手中，竟会涨价10倍甚至20倍。可以说，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药品批发公司和许多的“医药代表”扰乱了市场，哄抬了药价。既是如此，为何不将这些作为“新政”的针对重点、痛下狠招？

　　在药品的定价领域，更是有着许多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的乱象。已经有许多事实表明，许多药品被各地发改委、物价局、卫生局等部门共同定出的价格，其所谓的“批发价”甚至比一般药店的零售价还要高。那么，此次的“配套新政”，有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药品定价为何如此荒唐的原因？

　　而此次的所谓“新政”，靶子更多对准的却是生产企业，是作为药品销售终端的医院，对最模糊的、公认的药价最大影响因素中间流通过程却“真招”、“狠招”较少，因而如此“新政”未免有头痛医脚之嫌。此外，如此“新政”强化了有关部门的管理力度，却对市场的规律有所忽视。当然，多年的经验表明，医药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过于放纵之，经常会滋生出一些无法控制的乱象。但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一市场要永远走“计划”的老路呢？“新政”对此似乎思考不多。

　　如此“新政”，亦有“刻舟求剑”之感。譬如，两年调整一次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有嫌时间过长；譬如，一味将靶子对准药企，让人担心会不会使药企失去研发新药的能力，使药品质量陷于低质循环。

　　郭之纯

　　药品定价机制不是干预出来的

　　在对于药价普遍的声讨之声中，政府终于表示出了强硬的一面。医药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干预其价格自然能够轻易地找到其合理性，不过，我想提请关注的一点是：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规避干预可能带来的某种利益的合谋冲动，以致最终与降低药价的初衷相悖。

　　为什么在市场化的国家，哪怕是对于与民生相关的价格形成机制，大都交给市场，而政府只满足于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做一个监督者的角色？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一个好的竞争者好于十个监督者，而当政府同样作为由人组成的利益主体之时，这种职能的退位或归位是政府在利益纠缠中保持公正与独立的前提。而事实上，在我国过去的药价机制之中，有关部门正是因为沾染上了无法褪去的利益色彩，才饱受公众质疑。

　　分析过去药价机制虚高难医的症结，首先在于一种“以药养医”的

医疗体制。作为卫生行政部门，身兼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于是医院与医生面对投入的不足、创收之需要以及回扣的诱惑，穷尽手段从患者身上剥取利润，其中就包括与医药代表的勾连、抬高药价等手段。这首先已是一种合谋，成为医疗腐败臭名昭著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在另一方面，则在于“连续17次降低药价”却没有真正触动药价虚高的事实所透露的信息，它包括部门利益的驱动，官员的腐败以及监管体制的越位及缺位，等等。

　　在今天，包括官员、部门腐败在内的医疗腐败成为药价虚高的源头，几乎成为共识。那么对于

国家发改委拟推出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公众的期待无非也就在于，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抑制医疗之中所包含的腐败成本的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一种对于监管力量的呼吁。但是当发改委奋不顾身地甘冒另一个“合谋者”的质疑，加入到药品定价这样一根已够沉重的链条中去时，我们又如何去寻求那样一种公正与独立的监管力量？毕竟，公众无法面对的一点是：在潜规则作用之下，为稳定即有利益，一些医药企业很可能会以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去进行“公关”。

　　根本的期待，不在于应否重新设立一个监管者，亦不在于以怎样强硬的姿态来实施干预与管制，而在于如何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中，重塑药品定价机制。这样的一种机制，必须承认市场为主导的正当性与惟一性，同时，必须保证政府对于市场环境、药价成本、药品质量标准以及其购销、流通领域的监督的有效性与公共性。无此，现有药价虚高、失范的现状可能依然难以改观。

　　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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