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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良
安永事务所决定收回5月3日发布的《2006年全球不良贷款报告》，以修改涉及中国的部分，并作出致歉。显然，安永的致歉是针对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对此份报告未点名但措辞激烈的反驳作出的。
对于安永事务所致歉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倾向于认为，安永迫于官方的压力作出的妥协，忘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原则。但这样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警惕政府对市场不当干预并不是错，但针对具体事件如果都用同一个评论逻辑，同时又缺少证据支持，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数字上来说，安永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潜在不良贷款规模达到9110亿美元,甚至超出中国目前的官方外汇储备，这样的结论下面，却是以事务所自己都承认的不全面的数据来源作为支撑，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作出不乐观分析的第三方机构，并非只有安永事务所一家，将安永事务所的收回报告和道歉行为解读为其在压力下丧失独立性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充足。
此外，诸多国外权威媒体都注意到，安永的这份报告披露的时间恰好在中国银行即将在香港进行规模达99亿美元的IPO路演前夕,而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也在筹备之中。安永的报告尽管收回以作修改，但对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负面影响已经造成。这种损失是很难通过道歉予以弥补的。
事实上，援引“独立性原则”为安永报告事件进行评论，在理论上也存在问题。在理论界，早有以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S.Strange)为代表的学者，分析过处于寡头竞争模式下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时扮演的“守卫鸡窝的狐狸”的角色。即会计师事务所理应充当的利益无关第三方监督者的角色，常常有意无意地与其自身的赢利动机相冲突。也许是巧合，即将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恰是安永事务所的审计客户，虽然没有证据认为安永事务所在此次报告事件中扮演了同样的“狐狸”角色，但只强调事务所的“独立性”显然也是片面的。
当然，安永事件也的确在提醒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的管理者，面对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自身的治理结构透明化程度一旦不足以令投资者满意，那么这种不满一定会最终反映到价格上。而任何类似安永报告事件这种突发情况，都将放大这种不满，最终吃亏埋单的仍将是自己。从这个意义上看，安永报告事件对中国的银行改革也不完全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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