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而在内地31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期平均GDP增速是10.1%，最高的达13%，最低为8.5%，普遍超过中央提出的总目标1-2个百分点甚至更高。国家发改委在《关于请各地区科学确定本地区“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通知》中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正
确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和要求，存在误解”。
说到底，就是“数字出官”的旧有干部考核思维在作祟。我们习惯了以GDP为指标的政绩观，这一政绩观的背后又是经济发展至上观。为了完成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可以牺牲掉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也可以牺牲农民土地换投资，在某些地方，居然挂出了“谁与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与××政府过不去”的标语；当然更可以牺牲掉政府的公信力，既然数字可以造假，又有什么不能造假呢？只要能换来官位的升迁，权力所能掌控的资源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运作。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在官场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并且这种思想已经从官场渗透到民间，使得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对公权力具有顶礼膜拜的倾向。
而“官本位”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巩固，实质上就是“民本”思想在社会层面的消解。人民的幸福被置于一旁，官员的升迁被高高举起，这种不正常的官场哲学自然会导致“数字出官”现象的泛滥。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各地的‘十一五’经济增长规划指标，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泡沫。”
“计划泡沫”的存在，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就是计划泡沫的老典型，在那段荒唐的岁月里，各地官员们争相大放卫星，“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的谎话说起来眼睛也不眨上一眨，可受害的最终还是百姓。殷鉴不远，历史已然过去了数十年，可反思不能止于历史，否则，历史不会排除在相同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
“十一五”规划是以“规划”代替了“计划”，一字之差，反映了公共治理理念的变化。规划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指令性指标，靠分钱、分物、分项目实施的老式计划，而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来提升经济，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化。也就是说，“十一五”规划要通过制度进步来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前进。这就对干部任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只是政绩的一方面，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也是政绩的重要内容。
单纯的数字观和单纯的经济观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形势了。当前，我们正处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多年来因制度不公和诸多原因而淤积下来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固然“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要在发展中去解决”，但这个“发展”一定是科学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经济进步，社会滞后。社会建设跟不上经济建设的发展，那么经济建设的成果就难以被社会所分享，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出现难以缓和的深层次矛盾，并传递到社会层面，致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所以干部的任用如果规避社会现实，报喜不报忧，公共治理的思路就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长期发展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这就要求我们要革新干部任用观，以社会长期发展的眼光来衡量，而不是以简单的数字来比较。否则，数字吹嘘得再高，人民却感受不到数字之下的幸福，终究是靠不住的。而要想“利为民所谋”，让人民对干部任用具有决定权，才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