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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丽珠报道 金融全球化使中国金融业发展不能裹足不前、瞻前顾后，必须实施“谨慎、有序、渐进”的开放政策。而微观上外资股东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提升并不等同于或导致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为此，客观地在安全、竞争与发展的三极上把握一种平衡，让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事业更加自主有力，使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循序渐进地提高，应成为必然选择。这是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与金融稳定”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
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开放性收益的同时，也会积聚巨大的开放性风险，从而对中国金融业安全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金融业的预期变局，中国金融安全问题成为备受学界、业界乃至政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并因此引发了逐次升级的学术争论。在此次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社、广东金融学院、广东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国几十位经济金融界泰斗、学术名流会聚一堂，研讨主题、争论焦点自然离不开“开放、安全与稳定”。
我国著名金融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康霖教授认为，金融安全是个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性概念。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主要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外因，而不主要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从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与本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高，反而有动力维护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稳定。
金融时报社社长汪洋认为，在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外资入股涉及到的只是8%的资本部分。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落在资本金之外的92%左右的资产的配置效率问题上。如果能够通过开放和改革，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水平和股本回报水平，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进行低成本融资，这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张君认为，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协会作用，促进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规范银行业市场交易行为、提高银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等许多关系到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将担负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在促进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民认为，中国金融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努力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和完善。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中国金融业在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能力方面并未得到明显的提升这样一种现实。因此，如何看待后世贸过渡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安全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军教授认为，信贷规模高、信贷资产质量低与货币数量多这三者决定了它们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其中，信贷规模高、信贷资产质量低与货币数量多的根源在于以间接融资为主体、银行信用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那么，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应该是改革投融资体制，促使接近单一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投融资格局转化。
当前，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内理论界和银行界观点各有不同。这种复杂的情绪一直贯穿于此次研讨会的始终。我国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判断形势的不同观点。即使有些判断和质疑是错误的也并非毫无益处，至少可以对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实际操作起到反思、预警作用，确保银行业改革开放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即便是悲观的观点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运用得当，这些言论还可以用来增加中资银行与国外战略投资者谈判时的砝码，作为提高参股价格的有力武器。
我们敢于“引进”和海外投资者愿意“进入”，是我们对我国民族资本和中国银行业的控制力充满自信的表现，也是外资看好中国银行业发展前景的结果。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还在进行中，各种争论不会停歇，此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辩论的思想平台。值得肯定的是各种辩论的背后更多的是对民族金融体系的关注，对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期待。实际上，在开放的过程中积极保护民族金融业的利益，并努力创造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局面，这才是争论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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