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巨贾出入国际社交场 民企经济外交渐入佳境

　　-观察记者 袁华明

　　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民间力量成为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动力和新亮点，但也给经济外交工作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对外商品频频被反倾销立案，中国商人在海外遭遇绑架甚至殒命、被焚烧店铺、查扣货物等事件屡屡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涉及经济外交之大局 ，积极应对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经济外交的新思路和新手段。

　　商人巨贾出入国际社交场合

　　4月的北京春意已浓。胡成虎脚步匆匆，却神采奕奕地踏上了国航CA927航班。这趟包机直飞美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笑容可掬地坐在座位上。这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是此次带团前往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不过有点特别的是，除了不少随行的政府高官之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由111家企业202位代表组成的经贸分团。

　　近年来，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高规格”经贸团中，民营企业代表数量已经超过国有企业领导人，其中以温州企业家尤为活跃。2005年跟随胡锦涛主席访问加拿大的80名企业家中，温州企业家占了14席；同年又有13人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葡萄牙。

　　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民营企业家不仅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政府官员们共商国事，还能够陪同政府领导人走出国门，为企业的发展带来难得的商机，这样的变化激起了他们的遐想。“经济外交是中国新外交的一个明显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将越来越突出。”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思路是努力与合作国实现一种双赢或共赢，比如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经济的相互依存促进国家关系的稳定，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

　　目前，民营企业加入这样的出访“经贸代表团”已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程序：一般先由外交部将出访计划通知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再由上述两个机构通过下面的腿—商务部下面分管各大洲的司以及挂靠在商务部下面的六大进出口商会、贸促会下面的国际联络部去联系企业，组团出访。

　　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中国的经济外交已处于中级阶段。经济外交作为国际整个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援助，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经济外交，那可以被看做经济外交的“初级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外交业已步入中级阶段，此阶段是从中国入世之后开始。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国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而不是此前那样完全被动地接受既有的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

　　从做“虚”到做“实”

　　自从2004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首次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后，中国的经济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由“务虚”逐渐“务实”。这给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出访的国家政要身边。从尼罗河畔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从华裔云集的洛杉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几乎每有重大的出访活动，都能找到他们的踪影。

　　“和自己单打独斗开拓市场不同，参加高规格‘经贸团'，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对方提供的信息渠道会丰富、有效得多。有着随同胡锦涛主席出访经历的温州冠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儒，对此深有体会。去年9月，周家儒随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加拿大、美国。在加中贸易理事会安排的晚宴上，跟他同桌就餐的就有5人来自加拿大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交流中我发现，对方正急切寻找中国合作伙伴，随后双方就‘冠盛’的产品纳入加拿大销售网络进行了商讨。”谈起这次“饭桌上”的生意，周家儒仍津津乐道。

　　“我不是第一次去美国了，可每去一次，尤其是这次随副总理去美国，接触美国高层，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美国人‘离不开'中国人，绝对‘舍不得'中国人。”浙江方大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昌方笑着说。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林昌方为了装东西，一个人匆匆上街花了 258 美元去买了个挂着意大利牌子的皮包。回到宾馆仔细一看，才发现又是一件“ MADE IN CHINA ”：“在中国，我们用着微软的软件、打着摩托罗拉的手机，吃着肯德基麦当劳；而在美国的超市商店里，随处可见的是来自中国的日用品，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中，也许都离不开对方了。”如果说美国老百姓无法拒绝中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中渗透进了太多的中国元素，那么对于美国高层官员来说，他们同样深刻地知道“中国”两字意味着巨大的市场。

　　温州乐清市外经贸局局长杨爱琴是和林昌方等一起前往美国访问的。这位从事外贸工作多年的女局长在不少场合说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芭比娃娃：美国市场上售价是 9.99 美元，然而从中国出口时每个仅卖 2 美元，再扣除要付给日本、美国等国的原料成本和运输、管理等费用，中国的企业所赚到的加工费只有 0.35 美元。

　　一个市场价格10美元的产品，中国的加工企业却只能赚到其中不到 5% 的加工费。林昌方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有点“冤”，不过他也从中更加知道，包括自己的企业在内的众多浙江民营企业，正在或者即将面临着一个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购买利用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完成这一跨越才是最紧迫的任务。

　　“如果我们拥有芭比娃娃的知识产权，那赚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零头了。现在美国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还大多体现在生活必需品上，不过我们可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这位温州汉子满怀憧憬地展望着。

　　民企经济外交渐入佳境

　　浙江国际贸易促进会浙江分会会展部部长谢胜说，组织经贸团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是一种国际惯例。只是以前，随团的经贸人士大多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主参加这种高级别经贸团，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向民间开放！”

　　周家儒回忆说，去年9月随同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的80名企业家中，浙江商人占四分之一，其中温州籍企业家就占14席。众所周知，浙江省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民营企业。

　　吴仪此次美国之行，和美方签署了107项总值162亿美元的采购合约，其中国企仍是主力军，民企所占的份额尚小。比如斥资46亿美元购买80架波音民用飞机的，就是国资委旗下167家大型央企之一的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属于充分竞争市场的棉花、大豆及禽肉等产品也没有见到更多民营企业的身影。

　　其实，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更需要这样的平台以获得发展的空间。中美总商会会长任剑浩曾表示：“中小型企业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更需要帮助。”

　　比较美国访华的“经贸代表团”可以发现，特别重视为中美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铺路搭桥，甚至刻意让美国的小企业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细看“中选者”的资质，综合实力和效绩并不是重要指标，关键在于他们涉足的领域都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这值得中国借鉴。”商务部研究院李钢研究员表示。

　　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已高达70%以上，远远超过日本(25%)、美国(20%)；在外资利用方面，除一些战略性领域外，中国基本都对外国实行开放，到2005年，中国已累计利用外资6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对外资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经济外交成了国家间抗争与博弈的主战场。中国的经济外交不止是包括

能源外交，而且包括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等内容，其核心是推动地区(尤其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编织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一体化网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称，这种一体化网络的编织，首先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能源、原材料进口多元化、分散战略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同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更广阔和更坚实的依托。因此，近年来向南走，我国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并且加紧与新西兰等国进行FTA可行性研究和谈判，推进印巴和解及南亚区域合作；向西转化上海合作组织(SCO)为未来的FTA；向东北与日韩推进FTA，总体构成中国外交的地区板块结构。梅新育则认为，寻求更大的贸易发展空间应当做到两点：其一是全力保护、充分利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赋予中国的权利；其二是在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引导国际经济规则，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经济外交的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精明的民营企业家忙碌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将使中国经济在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中立于不败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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