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地权制度锁死了农民

　　经济人之秋风专栏

　　这是《新京报》上一篇非常不起眼的新闻，说的是前几天，北京南郊4万平方米“违法建设”轰然倒地，昔日的“浙江村”最后一块残留地彻底消失。当然，新闻告诉读者，这里的脏乱差很快就会大有改观，人们将会看到一个亮丽的城市景象。这当然很好。但人们看不到的是，拥有这个村落的农民，从此以后却永远地丧失了土地本来能够带来的财富。

　　故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浙江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位置和商机，陆续在此落脚，摆地摊做起了服装生意。他们租住农民的房屋，农民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大概因为浙江商人的租赁需求较大，于是，农民纷纷在菜地里盖起了房屋，用于出租。

　　用理论一点的词儿说，这些菜地由此改变了用途:从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商业用途；本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由此融入了现代城市经济，而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市民。这意味着，这些土地正在城市化，农民正在市民化。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每个定义都包含一点:大多数农民放弃农业，从事工商业，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参与现代经济分工的市民。通过这一过程，他们的生产效率将大幅度提高，收入当然也水涨船高。

　　经营浙江村

房屋租赁的村民就通过修建房屋的方式参与到现代经济分工体系中。他们现在建房，已不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了向商人出租，用于现代的商业性经营。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正是现代意义的

房地产业务，尽管他们建的房屋比较简陋，也缺乏某些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这些农民成了小房地产经营者，通过这种经营活动，土地的产出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样面积的土地，他们现在从其上获得的收入当然要比种菜高多了。

　　通过这一过程，这些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提高了收入，对他们来说，三农问题已不再存在了。不用依靠政府的财政转移等政策优惠，他们自己就不再成为社会、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了。可以推想，假如这个过程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然进行下去，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不再成为需要外部力量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关政府部门却有另一套逻辑，从一开始就断定这是“违法建设出租”。村民违反的是不得私自将农业用地转作其他用途的法律。根据现行的土地法律，国内存在两者权利绝对不对等的土地:一方面是城市的国有土地，它可以生成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可以出让这种建设用地使用权。另一方面则是农村集体土地，这部分土地却不能衍生出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样，同样是拥有土地，但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的权利却大相径庭:农民没有自由支配其土地的权利。尤其是，农民不能将其所拥有的土地从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工商业用地，而这一转化正是土地的市场价值增值幅度最大的时期。

　　国家制定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耕地，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农民丧失了自我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机会。农民只能等待政府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但当现代工商业体系在这里扩张的时候，农民却已经被排斥在外了。因为，通过征地程序，农民已经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成为国有的了。这确实是一个怪异现象: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之上进行的现代化，跟农民毫无关系。由此看来，保护耕地跟保护农民完全是两个不同、有的时候甚至互相冲突的概念。

　　“三农”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问题，根源恐怕正在这里。双重地权制度把农民锁死在传统经济部门，而无法随着工业化的扩展自发地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本来，浙江村的经济形态已经把那些村民带入现代经济体系了，他们已经成为服务于现代工商业的房地产经营者。但现在，他们的要素和投资被摧毁，他们又退回到传统经济部门。政府或许给了他们一些土地补偿，但那种补偿却不是根据这块土地用于工商业的价值之贴现值给付的，而是根据农业产出的一定倍数给付的。而在此之前十几年，他们根本就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过这样一个拆除，这片土地将会城市化、现代化，但本已不再是经济意义上的农民的村民们，却反而连跌两步:再次成为农民，并立刻被扔进失地农民大军中。

　　(作者系知名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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