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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真如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去年增加422亿元。然而，金融支农的力度不能令人满意，农民贷款难现象日益突出。农村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民贷款难是一个综合症。一是金融体制限制了支农力度。二是金融机构“嫌贫爱富”。三是农村信贷资金严
重外流。(2006年5月9日新华网)
不久前，《法制晚报》曾报道民生银行推出的一张颇具特色的“民生钻石信用卡”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其焦点就是它把目标人群主要锁定四类人，除了企业家、明星以外，还包括了副部级以上官员，透支额度达到300万元。但后来，民生银行有关负责人通过《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三番五次地辟谣说，副部级以上官员不是民生钻石信用卡的目标客户群体，目前有关民生“钻石信用卡瞄准副部级”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无意去深究最终民生银行是不是真的让副部级以上官员可以透支300万元。但去年10月开始，广州市5万公务员却着实享受到了广东商业银行的“特惠”——领取该行红棉金卡后，无需担保和抵押，即可按照本人的职级，获得以其本人工资年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授信额度的可循环使用消费贷款，额度最高达1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为10年。并可获得最优惠利率，即比基准利率下浮10%。
银行基于商业考虑去选择自己的特殊客户群本无可厚非。但把公务员尤其是其中担任相当职务的官员作为特殊的信用客户，而不是遵循经济收入越高、授信额度就越大的市场规律来操作信用政策，这恐怕也算是一大“中国特色”。在信用制度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个人的信用程度只直接与收入挂钩，而与其他无关。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信用评估体系，而不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更不存在官越大越有信用的奇怪逻辑。由此笔者想到时下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农民贷款难，这固然与部分农民贷款户信用观念和法制观念淡薄，个别农民甚至借钱不还，农村金融部门产生“恐贷”心理有关。但更多的因素可能还是诸如人分三六九等之类的歧视性政策在作怪吧。如果不是看中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话，在赖账的官员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成普遍现象的情况下，银行是无论如何不敢无需任何担保和抵押，就敢对官员们慷慨解囊贷出巨款。
农民贷款难严重制约了农民对农业的追加投入，进而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延缓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个“嫌贫爱富”、脱离了“三农”的农村金融市场肯定是一个不正常的金融市场。因为这个金融市场的信贷资源源于“三农”，如果它不服务于“三农”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生存的活体就会衰败。农村金融市场适不适合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关键在于能否把“三农”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能否坚持服务“三农”的原则，能否充分发挥金融支农造血的功能，能否让信贷为农业所用、帮农民脱贫、助农村发展。我们期待农村金融市场回到正常的轨道，农民不再望贷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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