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发展地缘政治 抗衡汇率报复

　　5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一年两次的外汇报告，在报告里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随后，人民币汇率走高后小幅回调，意味着和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美国财政部的举动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信号，显示了中美政府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和谐化共存”的主导思想，也反映了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布什总统会晤的积极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外汇报告的措辞比去年11月28日发布的外汇报告更温和，在上一次报告中，斯诺说中国“故意操纵了汇率”；而这次，斯诺已经隐去了“火药味”，仅仅说，“中国汇率改革太慢了”，并且同意“中国的汇率改革应该为国内的金融改革负责”。

　　半年间的言辞调门的转变，同美国政府的策略有关。去年11月28日的激烈言论是为了试探中国汇率改革的最大尺度。当我国政府领导人公布了汇改“自主性”的强硬立场之后，这次斯诺又转向了对中国去年“7·21”汇改成就的赞许。按照斯诺的讲法是，“中国已经在去年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同时转向更灵活的市场运行机制”，而且“中国政府承诺未来将扩大汇率的自由度”。这种有目共睹的改革，使得人民币问题不符合美国1988年制定的反“汇率操纵的技术性规定”法律(即1988年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的适用范围。

　　美国在1988年制定的反汇率操纵法律原本是对付日本的，1987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一次性升值(并没有改变汇率机制)，但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大增。美国人怪责日元没有一个自由浮动的机制。而聪明的中国央行设计的“7·21”，其绝妙之处就在于，将构造一篮子自由浮动的机制作为优先目标，并表示未来将深化这种自由浮动。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将大幅度升值作为优先目标，这样不仅仅减弱了

人民币汇率上升带来的就业压力和出口影响，同时，用构筑自由浮动的机制从制度性上消灭了“操纵的口实”，绕开了美国外汇率操纵的法律定性。

　　主张对华进行高额(27.5%)关税惩罚的舒默( Charles E. Schumer)和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就对这个判断汇率操纵法律嗤之以鼻，认为这个专门考察“将一国经常账户平衡变化、外汇储备变化和真实汇率变化分别给予1/3权重”等指标，来作出是否存在汇率操纵几乎是一种数字游戏。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汇率操纵的技术性规定”法律在国会甚至美国财政部，都是不吃香的，美国国会财政委员会的Charles E. Grassley说，“它未来甚至有一种被冷落的命运”。格雷厄姆还威胁称，如果从现在起到9月30日，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其将开始推动对该议案的投票。

　　如果反汇率操纵法律不受宠爱的话，那么未来判断一国是否操纵汇率的任务可能会落在IMF(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身上。相对于美国国会和财政部，IMF更具有国际口碑，而且它更温和，不像美国人那样会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美国人自己也会同意IMF来接替这项任务，因为美国财政部是IMF的最大股东，IMF在很多问题上肯定会受美国财政部的影响。

　　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言，美国财政部的“语言软化”并不表示未来是很平坦的。相反，未来的汇率交锋可能会有更多的变数。一种化解之道是，中国适当扩大未来汇率的浮动范围(现在的浮动区间太小了，只有千分之三)，并效仿新加坡，在浮动区间放大之后积极进行干预，设定一个“管制带”，进行有力的外汇头寸调节。

　　如果用更大的尺度来观察这次美国财政部的态度转变的话，就会发现这同美国政府的利益格局观察有关。对于美国国会而言，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就业问题，削弱中国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他们还是将地缘政治利益放在经济利益之上。无论是朝核问题还是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力量。而中国也在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活动能力，保持自己的“弹性空间”，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借助中国的“弹性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同美国视作“暗角”的国家积累外交资源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同古巴、伊朗等国开展“油气”合作，加强在朝鲜核问题方面的斡旋，与南美左派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深入非洲进行

能源外交和布局，在未来都可以转换成一种“国际政治的资源”。一旦美国同这些国家发生一些不和谐，那么中国就可以发挥这种资源力。

　　所以，美国财政部的外汇报告可以看作是“地缘政治压倒经济博弈”的最好注脚。难怪美国议员舒默说，“美国政府总是和国会、美国人民想的重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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