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从大企业开始 简化企业走出国门审批

　　徐寒梅

　　中国政府对于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主要是取消以前的限制，真正优惠性政策很少。程序上的限制比较多，程序繁琐，很多企业尽量规避审批，大量真实发生的对外投资没有统计进来。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审批是难免的，但应该大大减少审批的环节

　　“十一五”发端期，中国对外投资额度乘着“十五”顺风继续大增。国家正在制定《境外投资“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各地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

　　当前中国“走出去”的主力军是谁？什么样的企业适合最先走出国门？政府提供了一个怎样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如何把握与企业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财经时报》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进行了专访。

　　应从大企业开始

　　《财经时报》：从商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现阶段中国“走出去”的主要是什么企业？你认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最先“走出去”？

　　隆国强：中国企业现阶段“走出去”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出于国家战略需要，寻求资源能源，以保证国家资源能源安全。这方面的企业以战略性资源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二是一些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出于自身发展战略需要，去海外寻求低成本生产基地、建立研发中心或商业营销网络等。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家电、IT(包括移动通信业)、纺织服装等。

　　我个人认为，在所有行业里，现阶段应该选择有实力的大企业走出去。企业到海外发展，需要支付了解海外市场信息和政策文化环境的成本，需要跨国经营人才，也需要自身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而中小企业目前很难做到这些，它们“走出去”成功的几率低，造成的浪费太大。

　　企业为何规避审批

　　《财经时报》：从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来看，一季度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26.8亿美元，增幅达280%，而相比之下，2002-2005年四年累计投资额180亿美元，年均增长37%。一季度增幅相比“十五”期间上升很快，对此你怎么看？

　　隆国强：一季度的数字可能受个别大项目的影响。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事实上过去几年对外投资已经增长很快，但官方公布的数字，只是真正发生的对外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财经时报》：为何有这么多实际发生的对外投资数字没有统计进来？

　　隆国强：很多跨国并购都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和统计，因为它可以利用海外子公司来运作，通过这种方式避开国内漫长繁琐的审批程序。比如联想，它可以通过香港子公司来进行海外并购，不需要在国内报批。其他类型的对外投资也是如此，很多企业尽可能规避国内的审批。

　　应建立单一审核机构

　　《财经时报》：企业纷纷选择规避国内审批程序，看来国内政策支持环境还不太好？

　　隆国强：在资本项目已经放开的国家，政府的审核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中国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政府必然会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加以过滤，因此中国当前的审批必然会比资本项目放开的国家更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这几年审批过程中的政策取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以前外汇短缺，政府通过审批来限制企业走出去；现在外汇已经非常充足，需要想办法把外汇储备降下来，因此只要对企业有利，只要企业不是明显在利用“对外投资”的幌子实现资本外逃等不规范行为，政府都会“开绿灯”。

　　尽管政策取向已发生根本改变，但审批程序没有变。一个对外投资项目需要从基层商务部门逐级上报到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各部门，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中国的企业不是担心对外投资项目不能获批，而是担心耗费时间太长，等到审批终于通过，市场机会早就被竞争对手抢走。

　　《财经时报》：当前政府在审批方面改进的空间有多大？

　　隆国强：商务部已经为境外投资企业制定出了分国别和产业的指导目录。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让程序简化，只要符合规定，就马上批准，不需要由基层到中央层层上报。

　　我认为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单一的机构来核准，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时间。

　　除了简化审批程序，还应放宽审核标准。当前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由中央核准，我认为应该把这个金额限制提高到1000万美元或2000万美元。目前中央正鼓励“藏汇于民”，而企业对外投资正好可以消化掉多余的外汇。

　　政策“便利性”优先于“鼓励性”

　　《财经时报》：你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到，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有两类，一是便利化政策；二是鼓励性优惠政策。可否以这两个维度作为坐标，对当前的政策支持环境做总体评价？

　　隆国强：目前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在便利化方面有所改进，也就是放松原来的管制，让企业更容易走出去。现在大量的政策改变，还是着眼于这个方面。有些国家，出于特定目的，会有一些鼓励政策，帮助企业贷款、提供贴息，税收上给予优惠。我们目前也有一些鼓励性政策，但总体上看，名目较多，而力度不大。

　　《财经时报》：当前很需要这样的鼓励性政策吗？

　　隆国强：我认为中国当前“走出去”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在“鼓励”，而在于“便利”。也就是说，当前政府最需要做的是解决便利化问题，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效率，为企业提供信息等方面的指导性服务，而没有必要直接为企业提供太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来自纳税人的钱。在“引进来”阶段，由于引进外资能为当地带来就业、税收、经济发展，因此为外商减免部分税收是可以理解的，老百姓也认可。

　　但如果在对外投资问题上，给某个特定企业某种税收优惠，老百姓就要问，为什么要给它优惠？除非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项目，像中石油(资讯 行情 论坛)这种战略性资源企业，到国外购买油田，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石油安全，这样老百姓才会觉得以自己纳税的钱来给它税收优惠是值得的。

　　企业是决策主体《财经时报》：“十一五”期间仍属“走出去”的发端期，而“引进来”已有二十多年。你认为“引进来”阶段对今天的“走出去”战略有何值得借鉴的地方？

　　隆国强：引进外资不仅对某个企业有好处，而且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促进，它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财政税收，并通过技术外溢和管理外溢来提升当地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而企业对外投资对于本国来讲没有多少好处。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鼓励“引进来”，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相对较少，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应该是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如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

　　“走出去”阶段和“引进来”阶段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引进来”阶段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走出去”的决策主体是企业，需要更多尊重企业自身的需要。

　　企业之所以“走出去”，都有特定的目的，它需要结合具体需要，量力而行，政府不应轻易煽乎中小企业一窝蜂“走出去”。若是让一个很小的矿商去澳大利亚开矿，无异于是在害它。

　　《财经时报》：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开始设定境外投资项目数量或金额目标，这种做法有必要吗？

　　隆国强：地方政府设定对外投资额目标有害无益。国家层面也不应该制定这种目标。国家提出“走出去”口号的目的，不是鼓励企业大量对外投资，而是要让企业关注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来参与全球分工、增强自身的

竞争力。其实只是起到一个提示性和引导性的作用。

　　政府可以设定目标，争取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培育或支持一批跨国公司；可以挑选一些有潜质的企业，进行重点前期支持和后期跟踪扶持，但不能推着企业走，不应设定具体项目个数和具体金额目标。

　　“走出去”的决策主体是企业，企业对外投资额要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而定，政府无法控制或预测：“走出去”最终成功与否，也要看企业是否有能力来运作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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