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不会因争论而停滞

　　闻涛

　　活在当下中国的人毫无疑问是非常幸运的，新兴加转轨的特点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争论。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期，争论的声音更加响亮，争论的话题也比较刺激，比如“银行股权贱卖”、“大型国企海外上市导致资产流失”、“国企改制”等等。这些争论都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有资产转让及其定价问题。

　　争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锋，争论主角的立场和技巧同争论的话题一样重要。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因为经济学家的争论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逻辑成分，争论的话题也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回顾近一两年来涉及资产转让及价格的争议，有两个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

　　郎咸平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　2004年下半年，他开始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质疑，声称这几家公司的产权变革当中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国资委在2004年争论的高峰中宣布“大中型国企不得从事管理层收购”，随后又在2005年两度发文，严格规范国企产权向管理层转让。

　　从道义的层面来看，郎咸平无疑具有难以超越的高度，他是在维护国有资产的神圣性，换句话说，他保护的是13亿中国人的财产权。事实上，郎的论断面世后的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道理很简单，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法律上讲都对国有资产具有所有权，我们每个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东家，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我们自己财产的损失，而且损失的部分是进入了某些人的荷包。

　　郎咸平在道义的高度上站了一段时间后，一批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说话了，声音较大的包括吴敬琏、张维迎和周其仁等。周其仁说开始没有参与争论是因为不喜欢热闹，但随着争论的持续，他改变了想法，“因为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了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

　　周其仁认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所以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场争论持续到现在，不但没有分出胜负，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圣人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应该说有争论是件好事情，众口一词或万马齐喑往往出现在特殊年代。但正像辩论赛需要评委分出胜负、诉讼需要法官判定输赢一样，任何争论都需要一个收敛机制，即因为一方退出而结束争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遗憾的是这场争论似乎没有终结，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国资转让当中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困境，这部分资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体”，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主观估值，对同一资产未来净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断。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划分和执行程序，没有收敛分歧意见的机制，所以争议四起是必然的现象。

　　争论始终无法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因为争论存在而放慢改革步伐就成为次优选择。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充分讨论并得出正确结论之后再去做，那样我们将会失去宝贵的改革机遇。西谚有云，倒水不能把孩子一起倒掉。古人也曾告诫，不能因为怕噎着而拒绝吃饭。所以，在各种讨论无法定论且讨论缺乏收敛机制的情况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当然，大众的担心不是因为惧怕改革，而且因为憎恨假借改革中饱私囊的不法之徒。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完善国资经营、转让及定价的科学程序。我们欣喜的看到国有企业完善治理结构的工作已经开始且初有成效，我们更希望种种完善治理结构的举动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如果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者都能意识到自己所经营的资产属于人民，各种争论自然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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