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扩张又不能紧缩 中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

　　冯科、周春生

　　过热尚未来临

　　虽然当前总价格指数上涨很小，但是警惕通缩的出现还是宏观调控值得关注的问题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3313亿元，同比增长10.2%，略快于上年同期9.9%的增长速度。由于2005年下半年对GDP统计口径的调整，使得统计数字会高于按原来的计算方法，目前10.2%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过热。

　　相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扩大，说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仍然难以顺畅地向下游企业传导，企业亏损面呈现扩大趋势，产能过剩的矛盾依旧尖锐。进入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急剧下降，这是由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一般加工工业领域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已容纳不进新增投资，致使部分产业增长下滑，出现局部经济偏冷。

　　今年一季度生产资料价格止跌回升。2006年1月生产数据价格已止住去年末跌势，同比下降1.04%，月环比上升0.11%。2月环比升幅再提高到0.8%，同比降幅缩至0.77%；3月时环比价格更提高到1.02%。我国的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有所回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供需状况。

　　然而一些战略性物质资源产品出口价格的扭曲值得注意。目前，我国原煤的出口价格约为115美元/吨，而用2吨原煤才能生产出1吨的焦炭，其出口价格仅为135美元/吨，焦炭的出口价格被严重低估。这种不合理价格背后的“合理”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焦化年生产能力超过2亿吨，存在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由社会承担了生产焦炭的外部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焦炭生产并没有收取高额排污费。焦碳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出口定价机制值得反思。

　　整体上，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9%(3月份上涨2.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5%(3月份上涨6.2%)。然而，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并没有推进CPI的跟着上涨。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2%，比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3月份上涨0.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比上年同期回落4.2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0%，其余商品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体持平或略有下降。

　　目前我国

房价仍居高不下，一季度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5%。上海房价在一季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北京则出现了高企房价下的抢购风潮。房地产宏观调控使得土地供应面积和新开工建房面积的减少，人们对房价的升值预期加强，更扩大了对房地产的现期需求。而同时出现的是住房空置率的提高，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投资性购房的比重不断增大，部分房地产商待价而售的趋向也导致了房屋空置率的提高。

　　虽然当前总价格指数上涨很小，但是我们认为，警惕通缩的出现还是宏观调控值得关注的问题。

　　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我国宏观的经济运行和调控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情况和矛盾。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存在三大悖论，即市场总需求增长乏力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大过快，物价水平上升的同时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前期恢复程度显著的同时失业率反而继续攀升。这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既难于扩张，又难于紧缩，从而增大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困难。同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困难也在不断加大。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成本。

　　仅就就业问题而言，中国在实际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同时存在“民工荒”现象，摩擦性失业问题凸显。从中国的耕地面积来看，大约只要1.5亿人的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因此有近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城镇就业大军。理论上，中国并不缺少劳动力。 “民工荒”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技术性员工比较缺乏，另一方面是目前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存在不愿就业的情况。

　　结构失衡可能加剧

　　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而有所减弱。它只是从总量上扩大投资，然而却缺少对结构性投资的关注与权衡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国政府从1996年以来一直实施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2005年以来“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财政的扩张性。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理解为“不变”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一直都处于延续状态，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而有所减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是从总量上扩大投资，然而却缺少对结构性投资的关注与权衡。

　　因此，我国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矛盾。一方面是部分产业已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亏损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趋于冷淡；另一方面是有些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对投资有很大的渴求。目前我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冷又局部过热的双向失衡。继续加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加剧资源紧缺、通货膨胀，而且不容易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而如果采用紧缩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加剧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企业大面积亏损，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7日突然宣布，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27个基本点,这对于抑制投资过热的成效可能不大。因为，我国的贷款利率缺乏弹性，利率并没有市场化，利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就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地方政府、企业比个人对贷款利率更不敏感，因此加息并不能有效遏制地方企业和企业不断加强的投资意愿，相反，由于个人对贷款利率比较敏感，因此个人消费信贷在今年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少增245亿的基础上有可能进一步萎缩，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将会继续扩大。

　　今年前三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6万亿元，已超过了全年贷款预期目标的50%以上。信贷投放、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加上加息成效不大，可能推动GDP过快增长，加剧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政府应引导和规范商业银行注意信贷风险，适当控制贷款投放。

　　在银行面对存贷差过大、亏损压力大的情况下，央行可以提升贷款利率、降低或不动存款利率以扩大银行利差，对银行进行救助。按理说，加息应当是存款利息与贷款利息一起加，可央行却不敢加存贷款利息。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持有约3万亿的债券，其中中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约为2.4%。按照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刘煜辉博士的推算，假定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中长期固息券平均期限为10年，如果央行加存款利息0.25,则其所持有的债券理论上会下跌1.5%,损失可能高达360亿元。

　　投资拉动型模式未改

　　信贷高速增长引致投资增长仍处于高位运行，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加大，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趋势不改

　　第一季度高速增长的信贷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紧密相关。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减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多的是由于中央政府加大对煤矿、铁路的投资和地方政府对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拉动的。由于对生产安全问题的考虑，国家关闭了许多中小煤矿企业，煤矿产量下降了近1/3，能源短缺矛盾放大。

　　为了缓解供求矛盾，维系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新建大型国有煤矿企业，由此引致了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增。中国资源分布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平衡加大了对运力的需求，缓解运力紧张需要扩建铁路，这也是进一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年，地方政府摆出“挖坑种树”的势头，不断增加、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双管齐下，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仍处于高位运行。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908亿元，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4.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608亿元，增长29.8%(3月份6314亿元，增长32.7%)。从改革开放27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保持在13.2%-22.3%的增长空间比较合理。而目前我国27.7%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合理增长区间上限5.4个百分点，明显偏高。

　　由于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我国城镇居民的高额储蓄一直无法转化为消费支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人们对未来的医疗支出，住房消费和教育费用等有较大的需求预期，都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更多的是换来储蓄率的不断增长，而没有扩大现期消费。

　　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人民币有继续升值的趋势，这将影响我国的出口增长。一季度，出口1973亿美元，增长26.6%，回落8.3个百分点。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的

人民币升值已经影响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的下降。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人民币汇率有继续上调的潜力，下半年我国的出口增长将继续下滑。

　　我国工业化加速阶段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在通过维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定速度的前提下处理和解决。在消费维持稳定，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提高投资的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效率却在不断下降。用每百元资源投入产生GDP增长值来衡量投资效率，1986年-1990年百元资源投入产生GDP增长29元，1993年-1997年为14元，1998年-2002年6元，而2003年后已降到6元以下。

　　过分的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将对未来经济造成危害，降低投资效率，加剧产能过剩，引致结构失衡，造成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破坏GDP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粗放型发展，促成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下一阶段的政府改革，但政府改革又是一个复杂艰巨、“知易行难”的事情。

　　(周春生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冯科为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洪振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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