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均衡: 可持续发展之道

　　再均衡: 可持续发展之道

　　——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

　　-　本刊记者 孙芙蓉

　　记者: 前不久在亚行的“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新闻发布会上，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做了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次专访我们希望您能针对中国经济当中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与办法。首先请您大体预测一下2006～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走势。

　　庄健: 在投资和出口的强劲拉动下，2005年

中国经济增长9.9%。然而，投资的高增长也引发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结构性问题也显得比较突出。2006～2007年，如果全球经济不发生大的波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得到贯彻，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GDP速度会略低于2005年，通货膨胀率仍将在低位波动。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的五年规划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多数可被认为是伴随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日益显现的压力包括部分行业明显的产能过剩，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该规划的目标是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收入平等和农村发展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的战略，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可以预期，该战略的实施将影响总需求结构，并引导中国经济步入再均衡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记者: 亚行报告认为需求结构失衡是中国目前三大结构性失衡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建议应以促进居民消费来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对此您怎么看？

　　庄健: 我们赞成这样的建议，但同时认为不要期望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投资、消费结构。原因在于目前的需求结构是由多种长期因素所导致的，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要分析中国调整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衡的可行性问题，首先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历史因素。我们搜集了1952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历史数据，通过比较分析发现: 尽管个别年份稍有例外，但总体趋势是居民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呈反向变动。投资比重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平均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5%左右，而居民消费比重则从同期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45% 左右。相对偏低的消费率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增多的原因之一。国内偏高的投资率主要来源于更高的储蓄率。由于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教育、住房成本的不断上升，许多居民被迫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支出，而银行贷款又主要投向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然而，银行信贷的配置最终要根据回报率和风险考虑来确定。如果国有企业被要求支付红利，而不是将所有利润用于再投资，则其所有者——各级政府将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用于促进社会发展和增加消费。目前银行对消费者提供的信贷服务(如抵押贷款、信用卡、家用电器和汽车贷款)仅限于大城市，而即使是在大城市，银行对市场的开拓也是十分有限的。资源被大量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还与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绩观有直接联系。因为其主要目标就是追求经济高增长，因此要想扭转这一趋势并非易事。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尽管从“九五”时期(1996～2000 年)政府就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国家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但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和传统领导干部政绩观的延续，这样的转变和调整进展十分缓慢。目前，在各地经济发展模式中，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维持高增长的做法仍很普遍。然而，这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暴露出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缓慢、自然资源及基本生产资料短缺、生态环境加速恶化、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就业难度加大、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等。所以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是因，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是果，不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不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想扭转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无疑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

　　记者: 您认为导致近年来过度投资和低效投资的原因有哪些？

　　庄健: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银行指令性贷款，二是政府对诸如能源等一些投入品的补贴，三是政府对投入(如资本投资)而非产出的激励机制。另外，控制70%财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对过度投资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它们热衷于在所辖的地域上投资建新的工厂和大搞“政绩工程”，投资扩张往往没有通过科学论证。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的激励和奖励通常还与实物增长目标而非经济和社会目标挂钩。类似地，国有企业也存在有利于投资扩张的“激励”机制。由于不需要支付红利，国有企业将其留存利润(2005年估计有700多亿美元)用于资本扩张项目，而很多项目可能根本就达不到基本的经济要求。在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者的过高预期进一步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低下。高投资率在提高短期产出和收入的同时，并不能保证对资本支出的长期回报率。

　　记者: 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属于结构性失衡，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庄健: 收入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2004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但这是一个短期现象。2005年，由于粮食价格涨幅回落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又回到了远低于城镇居民的状态。从“十五”时期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收入比从2001年的2.9: 1扩大到2005年的3.2:1，情况并未好转。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优势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匀，以下两个因素还进一步放大了这些不平等: 一是对贫困农村地区投资不足，二是政府通过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属从农民转变为市民。虽然城乡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消除，但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财政将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其他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也将促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以外，我们期待政府能在改革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和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记者: 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构成经济的第三个不均衡现象。据估计，目前约三分之二的城镇居民生活在中等或重度污染的环境中，另外，水资源和土地的污染也很严重。请您分析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庄健: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居高不下已对环境造成破坏。2001～2005年，能源消费年均增长快于GDP增长。由于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煤炭燃烧造成了大量的空气污染。一般说来，依靠工业和基础设施推动的经济增长相对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即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其他物品。另外，水资源和土地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来，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的定价偏低。据有关机构研究，由于中国的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中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 二是对环境治理投资过少; 三是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力。

　　记者: 我们注意到，亚行对中国经济中期预测中提醒，应当注意风险与不确定性，请您具体分析一下风险之所在及其不确定性。

　　庄健: 我们认为中期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社会保障、私有财产保护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完善会引发风险。一个国家如想实现更均衡、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完整地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体制和机制。不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第二，禽流感对经济增长具有难以量化但有潜在的严重影响。由于70%的家禽由规模较小的农户饲养，并且动物和人紧密相邻，因此，低收入农户最容易受到禽流感爆发对收入和健康方面的影响。第三，2005年11月吉林化工厂发生的化工原料泄露事件表明，环境灾难对经济会产生破坏性后果。第四，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供给缺口日益增大。这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价格显著上升，进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五，欧盟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阻碍中国出口增长潜力的发挥。

　　记者: 基于上述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您认为我们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庄健: 首先，我想引用亚行行长的话来总体回答这一问题。黑田东彦先生说，尽管未来挑战十分艰巨，但中国已做好了应对发展不平衡的准备。中国有能力通过减少贫困、改善管理能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减少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来确保经济增长。其次，针对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十个具体措施予以应对:(1)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实现种植养殖多样化，推广环保型综合农业发展;(2)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3)进一步改革城市户籍和其他限制农民工迁移的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并向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4)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障体系;(5)重视解决农村中最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应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为农村学龄儿童提供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体系;(6)继续改革法律和监管体系，大力改进

审计和会计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的规定;(7)改革不合理的能源定价体系，加大环保和污染治理力度;(8)加大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9)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扭转传统的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政绩观;(10)规范市场秩序，用公正执法保障合同的实施，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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