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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全国高校入学率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末期达到15%。接踵而至的高校扩招，使这一目标在短短三年内就得以实现，中国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扩招七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代表全部适龄青年能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9%飞速扩张到21%，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一跃成为世界首位。
5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工作汇报。会议明确
提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确定办学规模”、“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很显然，接下来，高等教育的“赶超”将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
从经济系统的动态演进趋势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后者不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也为前者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高等学校跃进式的规模扩张，既是决策层面对通货紧缩威胁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也反映了部分教育相关人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有“赶超”心理。既然是“赶超”，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从而使教育供给难免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官方公布的一次就业率虽然在70%以上，但培养质量的显著下滑和高学历低使用现象已经凸现；另一方面，高级技工和技师的严重匮乏，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近年来始终在2以上。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结构的扭曲。经过实践的检验，扩招的淡出也成为应有之举。
由于教育资源相对紧缺、教育供求仍然失衡，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招生增量的下降必然导致进入价格的提升。当然，在政府实行严格价格管制的教育市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名义价格会维持稳定，但一些学校通过变相收费，导致实际费用很有可能上升，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管理部门显然看到了这一问题，教育部等七部门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下发了《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坚决制止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
表面上看，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淡出，是为了缓解就业总量的压力；更深层次地看，高等教育进入“后赶超”时代，有助于解决当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学历人才就业的质量会显著提高。近年来，鼓励高等院校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的措施其实是无奈之举，博士争做办公室文员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极大地浪费了现有教育资源。在“叫停”扩招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会有所减小，更多的人能进入适合自身专业和能力特征的岗位，提升就业质量。
更重要的是，从高等教育扩招中节省下来的经费，可以流向中等职业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整个制造业体系总体上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生产的附加值很低。以手机行业为例，2003年我国成为最大的手机出口国,全年出口手机9534.3万部，其中国产手机仅有171.9万部，还不到出口总量的2%。如果按出口额来计算，国内手机的份额就更加可怜，出口附加值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囊括。本土企业虽然在国内市场占有50%以上的份额，但核心芯片和高端显示屏基本上要依靠进口，而这恰恰构成了一部手机的绝大部分成本。在本土企业迫切希望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时，中等职业教育提供的大量优秀产业人才，以及在他们中间产生的高级技术人才，正是劳动力市场最需要的。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1999~2003年，经济增长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弹性也几乎旗鼓相当。在进入大众教育时代后，《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相继颁布，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50万人，实现了比上年增加招生100万人的目标，今年将进一步扩大招生100万人,毕业生就业率会保持在90%以上。
可以预计，在高等教育“后赶超”时代，中等职业教育将实现快速发展，教育结构的扭曲将得到纠正，从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就业结构也将更加科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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