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尧：央行温和加息释放强硬市场调控信号

　　撰稿／CIEN评论员朱冰尧

　　4月28日起，央行上调了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

　　本次加息业界普遍认为是“温和型”的调控。官方也把这样的调控称之为“进一步 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之举措，并反复强调并非是针对“经济过热”。

　　但不久前公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国家发改委近期的调控新政却在强化着“过热”的信号。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达10.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货币总体流动性却增加几乎一倍，对银行造成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而目前中国的负债水平已经超过了GDP的100%，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

　　日前，发改委公布了水泥、焦化、铁合金和铝业等行业的结构调整目标，其他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也将陆续出台。从这些行业的调整意见中可以发现，综合利用金融、土地等措施，已成为行业调整的主要利器。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对经济过热已经基本定调。新一轮的紧缩正在形成中。央行采取主要针对企业的“非对称性加息”(即只调整贷款利率，不调整

存款利率)手段意在调控信贷闸门，为再次出现过热苗头的

中国经济降温。预计加息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紧缩措施陆续出台。

　　对于目前国内经济的过热现象，政府动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更符合市场经济规范，温和加息政策实际上也释放出政府强硬的市场调控方式的信号。因此，采取调整利率的市场之手说明央行开始选择更为有效的市场工具，而不是仅仅依靠行政措施调控经济。央行最终选择了对企业影响更为严厉的利率手段，表明这次调控暗含着“警告”过热行业企业的意味。 　

　　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过热与物价指数低位运行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而自2004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失灵或失衡的状况。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了宏观调控缺乏协调性和有效性。

　　由于那些“过热”的固定投资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因此，人们也认可了宏观调控中的行政行为。但是，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难以避免政府如何在过剩与不足之间选择的不平衡。过去几轮宏观调控经常重蹈过剩——调控——不足——过剩的覆辙，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调控就显得有些反复无常：过剩时收紧，短缺时放松。于是，政府的行政调控可能还会加剧短缺或过剩，而后陷入新一轮仓促上马的调控。特别是由于那些受调控的项目多数处于产业上游，具有一定垄断效应，地方政府显然更愿意让其尽快审批通过。

　　政府行政调控的无序性和非规律化，造成企业无法通过长效稳定和规律化的经济政策形成一个明朗的市场预期，导致经济行为的短期化与无效率。因此，在成熟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应从行政行为走向利率、

汇率等市场行为，变短期政府调控为长期市场调控。

　　当然，调整贷款利率仅仅是发出的第一声紧缩性政策预警。在中国地方经济的特殊“诸侯”状态之中，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要一步一步实现，特别是要继续加快制度性改革进程，改变政府考核机制，以此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还要杜绝部门或地方利益的干扰，建立起集中调控的强有力协调职能，不能放任一些利益集团借市场化名义行“经济寻租”的非市场化之实。

　　有学者指出，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一个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纲领，但目前地方政府仍没有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不少政府官员依然将GDP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首要目标。而要真正发挥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关键还在于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由于各种利益之争产生的不平衡和矛盾导致宏观调控的失灵或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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