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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寿双/文
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大清皇朝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9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
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死于寓所。
历法争论的背后，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更是一场权力的争斗。
时下物权法立法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算案的影子。其中的汤若望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近十几年的法学教育，使得所谓“资本主义”私法理念与体系，渐为开明派所接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私法昌兴，产权稳固，关乎经济民生。新崛起的富裕阶层，其财富乃至个人身份都急需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法律变革破击面广，利益牵涉重大。首先是民愤。财富分化的加剧，使得古已有之的仇富心理盛行，保护私人财产就简单化为保护富人，激化了分化的矛盾。其次，物权法草案基本贯彻了新法理念，与苏俄民法渐行渐远，一些所谓的新左派利益受到极大触动，改变了改革开放前的利益格局，如果草案一旦通过，新左派们的知识财富无疑将急需大幅贬值。这个时候，类似于杨光先似的人物开始出现了，巩献田、杨晓清、左大培......一些以维护底层人民利益出现的角色开始受到媒体追捧。
而这些还不过是一些表层的争争吵吵，在这背后，更反映了当前改革派和传统派(姑且这么称呼)的较力。从“朗咸平事件”，到刘晓光先生的名文，无不隐现两种力量对话语权和社会主导权的争夺。
汤若望成为的天算案的牺牲品，汤若望死了，我们的物权法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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