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外资民资应并重

　　“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

　　本刊特约记者 张晓青

　　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其中，外商投资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何评判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是否患上外资依赖症？数位美国学者见仁见智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银行业的技术和信用文化引进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决定，从2006年底起，中国的金融服务业要向外资全面开放。

　　数据显示，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的步伐正在加快。境外机构投资参股中资银行的资本总额，约占中国银行业资本总额的20%。

　　雷曼兄弟公司亚洲经济学家范文仲认为，“中国银行业正在吸引大量的国际投资，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得到改善，并有利于学习到外资银行的专业经验。

　　2001年和2003年间曾出任美国

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肯尼思·戴姆认为，“资金对中国目前来讲可能并不非常重要，但技术引进将有助于中国的银行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要求。” 他说，外国金融公司也会将信用文化引入中国，帮助中国的银行估算贷款风险。他认为以前中国的国有银行在给谁贷款以及贷多少的问题上，多听政府指示，对信用文化不关心。

　　“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可以让外国银行在华成立独资公司，与中国银行进行直接竞争；也可以与外国银行建立合资银行，但前提是在合资银行中，外资银行拥有多数股权。”戴姆强调说。

　　从2005年的情况看，单一入股比例超过5%的境外投资机构一般都派出代表进入中国银行的董事会。如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等境外机构分别派出一名代表进入建行、中行和交行的董事会，原汇丰银行中国业务总裁叶迪奇还被聘任为交行副行长。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银行普遍建立健全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及相关制度，设立了

审计委员会、薪酬及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等决策咨询机构，使得董事会的决策功能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等得到有效发挥。

　　随着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质量也有明显改善，风险拨备、盈利能力等指标都得到了有效提高，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

　　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在一份报告中预计，未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增长会逐渐放缓，贷款组合质量将比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有大幅提高。“随着中国主要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和准备金不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整个行业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慎言境外上市中的国资流失

　　中国企业赴境外证券市场发行上市，作为一种吸引外资的新方式，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针对时下国内一些中国商业银行海外上市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对于证券市场中的一些正常行为，不要乱扣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去年一家国有银行到香港上市，股票在二级市场流通后，价格走势比较好，比发行价格高了10%以上。这本来是好事，也是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跌破发行价或者长期徘徊于发行价反而是不正常的。

　　对于国内投资者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可能导致内地证券市场失血的担忧，陈志武说，投资者对此要以平常心看待。在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到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去出售，在融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资本市场去上市融资，这是市场主体十分正常的选择。

　　法律制度“软环境”亟待改善

　　亚洲开发银行4月份发布的年度展望报告预测，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促进消费者支出，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但今明两年，投资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戴姆教授认为，外国投资在中国GDP中占的比例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如果中国不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法制建设，将可能遭遇其邻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时的厄运。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很多，如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等，其中法制不完善、金融机构缺陷是关键因素。

　　戴姆说，中国要避免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其机构问题，包括法制问题。“经验表明，启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不需要范围广大、意义深远的机构改革，但要在逆境中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有日渐完备的机构。” 他表示，除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外，执法也非常重要。由于以前改革的妥协和不彻底，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范围内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表现不佳的国有金融企业、国家官僚机构，以及尾大不掉的地方政府。另外，司法不独立，党政不分开，执法时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巨大影响力，都是中国健全法制社会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新兴市场的双极，备受美国经济学家的关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表示，与印度相比，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而中国本土企业则受制于亟待改善的法律制度“软环境”。这个情况不改变，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

　　黄亚生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而中国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他谈到，在一定程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

　　“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说。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FDI不断增长，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增长的微观经济基础却出现了恶化。反观印度，微观经济竞争力则在稳步提高。1998年时，中国的企业竞争力指数排名比印度领先两位；而到了2004年，中国却比印度落后了17位。

　　在中印两国的对比中，双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经济指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GDP的增速更快，不过中国公司的业绩却差强人意。根据标准普尔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3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商业周刊》计算出印度公司2004年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6.7%，而中国企业仅为12.8%。

　　黄亚生说：“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以前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像韩国和日本在1970年代那样，通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他认为，中国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黄亚生说。

　　黄亚生还提到，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其他制度性调整也很必要。他认为，土地国有政策下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实际上是以公共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同时，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必须储蓄防老，从而减少了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支持中国资本走出去

　　今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了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中国正由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转变为资本丰富的国家。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智库哥伦比亚特区卡托研究中心学术事务副主任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应当放松资本管制，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也鼓励国内资本走向海外市场，让资金流成为双向互动。他说，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水平低下是中国储蓄率奇高及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建议美国将关注焦点从中国的

汇率体制上挪开，与其挥舞大棒声称要采取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措施，不如帮助中国放开资本市场。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尽管出现了25.8%的涨幅，但总额也只有69亿美元，只有当年吸引外资总额的1/10。多恩表示，放松严格的资本管制，允许广泛的私人投资，这不但是资本市场竞争力和有效定价的必要条件，也会带来大量益处。这会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届时真正的所有者要为自己的每一项决策负责；这还会吸引外商投资，帮助人民币实现币值重估，使美中贸易关系重新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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