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争论中的资本困局

　　国企之困：贱卖；外企之困：恶意；民企之困：受限。真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扣”？

　　本刊记者 萧一泓

　　“现在国有企业改制进入了一个‘死扣’，要么就不改，一改就只得让外资进来。”4月7日下午16时17分，在收到提问一天后，正在深圳出差的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拨通了 记者的电话。

　　谈到外资的“斩首式收购”，熊焰反应强烈：“说‘斩首式’收购，那是因为心里发虚，当年中国家电企业向国外取经时，为什么别人没有说是‘屠宰式学习’？”

　　大背景大争论

　　去年以来，经济民族主义波澜再起，跨国并购屡遭行政壁垒。中海油从大洋彼岸铩羽而归，深深刺痛了国人。中国不仅受困于国际经济民族主义，也被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掣肘。

　　国内对外资并购的警惕和抵触情绪迅速从官方蔓延到民间，愈演愈烈，“外资在华大规模并购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等命题被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赵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人们只看到外资带来的好处，如提供资金技术和工作岗位等，当下人们开始全面地看待外资带来影响，不仅看有利影响，也开始反思其弊端。

　　赵民认为，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赚钱不给核心技术；二是只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三是把生产工厂搬至中国，制造了巨大的外贸逆差，给人民币增添升值压力。

　　自改革开始至今，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外资促进了中国产品出口，增加了外汇和税收收入，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节节攀高，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增，外资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开始受到怀疑。

　　同时，外资的投资方式发生了明显改变，并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由原来“只有国企，没有外资，没有民企”，渐渐演变成“只有外资，没有国企，没有民企”，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间情绪恐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行将结束，外资掀起新一轮收购潮，国际巨头纷纷进入中国，收购数额由百万千万上升至亿级十亿级，涉及领域从日用消费转向机械装备。而外资在某些行业的收购并未达到国人的预期效果，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引起了更高的警惕。

　　延缓国企改制进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加坡私募基金人士直言：“我觉得目前的争论非常可笑。不排除某些人想利用争论达到特定的目的，但大的方向不是一个两个人，或者说一些舆论的力量能改变的。”

　　他认为，收购是双向，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收购，境外资本当然也要来中国收购，所以先要把收购当作商业问题对待。

　　把投资问题泛政治化有害无益，但由于凯雷-徐工案被海内外舆论视为外资参与中国大型国企改制的“试金石”，因此其成败具有风向标意义。

　　如果最终凯雷不能完成对徐工的收购，那么对一度兴奋的外资不啻于一次重创。当事双方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并签订协议，若在最后关头被否决，政府权威和信用也将受到质疑。

　　“中国落后才是最大的危险！有些事情依靠善良的愿望和指令是不能解决的，千万不要被民间的反应误导。”熊焰表示，现在已经不是改革推动开放，而是到了开放促进改革的时候，阻碍开放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

　　管理学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不管国内还是国外，80%的收购都是失败的。外资在华收购面临同样的挑战。不一样的是，通过媒体“斩首式”渲染，在民间激起了广泛的挫折感。民族悲情主义一旦被挑动，必然引发情绪化防范和敌视。

　　民意反弹，将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比外资“恶意收购”更可怕的是，民族悲情主义被固化后，势必成为保护落后最有力的借口。

　　在中国特色的体制环境里，这一争论的政治影响不可忽视，可能会进一步延宕国企改制进度，走在徐工后面的国企因此无所适从。

　　某著名企业计划引入境外投资者，并已在产权交易所挂牌，最近该企业一位高层向记者倾诉：“究竟以后卖给谁，卖多少，谁都不知道！你说怎么办？”

　　上述新加坡私募基金人士认为，封闭会带来很多隐患，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例子，过分的保护往往导致一个行业集体死亡。

　　他分析，这次争论可能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阻力，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如“国资贱卖”、“外资垄断”、“外资威胁”等，给技术操作层面带来一些麻烦。从长期来看，国企改制只有向前，绝不会倒退。

　　这次争论无疑将延缓国企改革进程，但整顿一下步伐，以后会走得更坚定。投资银行在线CEO杨锐认为争论很正常，“也是一件好事，暴露问题才有助于解决问题，会推动市场经济立法，推动中国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熊焰则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评论：这一轮关于外资并购的争论肯定会起一些作用，但究竟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若干年以后的历史将会证明。

　　舍外资其谁

　　如果不是凯雷，还会有谁可以收购徐工？

　　针对凯雷—徐工案，商务部批复不希望外资控股收购，一度被人们拍手称快。反过来思考这一波折，其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控股和不控股的争执，而是国企改制的资本出路问题。

　　熊焰认为，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国企改制的路径已经比较清楚，就是必须走混合所有制道路。

　　国企改制过程中，始终不能突破一个资源瓶颈：缺乏有效的外部投资人。尤其是MBO声名狼藉之后，可以继续参与国企产权改革的投资主体剩下民资和外资，而依靠民间资本推动改制又力不从心。

　　上述新加坡私募基金人士认为，国有企业所在的领域，民企不熟悉，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坦白地讲，是民企还没有那个素质。”

　　不仅如此，大多数民企不具备与国际巨头较量的实力。目前的机械装备行业，年销售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民企惟有三一重工，资金上难望及卡特彼勒的项背。事实上，三一重工曾参与竞购徐工，但是最终出局。

　　提到三一重工，熊焰说：“机械行业要是多几个三一重工，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了。”他遗憾地假设：“要是民企现在发展起来了，将增添一道制衡的力量。”

　　如此一来，国退洋进成为了国企改制惟一可能的现实途径，不能浅尝辄止。转换角度看问题，与其说让外资参与国企改制是无奈，不如说是积极借助外力，在艰难时刻推动产权改革再上一个台阶。

　　据统计，2005年国内并购再创记录地达到1251单，其中外资只占10%。在价值500亿美元的交易金额中，外资占32%，比例有明显提高。而最有兴趣长期参与中国的并购活动的，将是跨国公司和大型投资基金。

　　在非“左”即“右”的轮回中，外资不是被神化，就是被妖魔化。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外资的客观作用并非主观情绪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作为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个必然存在的力量，外资可能产生各种消极甚至破坏影响，但随其而来的国际产权制度、管理理念、经营机制对中国企业的启蒙意义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对待外资并购，需要开放的姿态，理性地对待。正如熊焰所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是过度了，而是不够。落后就要学习，学习就不该关起门来。为了大的目的，理应承担小的损失，就是交学费嘛。”

　　培养第三方资本力量

　　“即使三一重工能顺利竞标，徐州地方政府批不批准还是一个疑问。”回想当年三一重工参与竞购徐工，一位三一员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长期以来，国人被“吸引外资技术就必须提供优惠”的观念误导，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厚此薄彼，民企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不仅伤害了民企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导致民企纷纷到海外注册离岸公司，然后冒充外资回来谋取政策便利。

　　在以引入外资为政绩主要考核指标的前提下，民企不可能获得与外资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必然是国际巨头。

　　和产权界人士的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在购买国企产权的外资中，“真正的洋人极少，大多数是‘假洋人’”。其中奥妙不言而喻：化身为外资后，会被另眼看待。

　　正略钧策董事长赵民认为，中国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经济形势变了，外资战略需要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前文提及的新加坡私募基金人士极力反对外资威胁论，但对统一境外资本和境内资本的政策持完全赞同态度。“不管是来自海外，还是本土企业，既然来了就一样，不要搞什么特殊政策或者优惠。”

　　遍布在各个领域的国家垄断是民间资本起不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熊焰说：“民间制造为什么起来不了？关键问题是没有机会，某些行业管得太紧。”

　　针对装备制造业“国”大“民”小、“敌”强“我”弱的现状，赵民认为理想的市场格局应该是：两个民企、两个国企、两个外企，三足鼎立避免任何一方垄断。

　　投资银行在线CEO杨锐说：“从国际惯例看，市场经济中需要反对垄断，这是市场公平发展的秩序问题。中国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仍然滞后，需要建立反对垄断的法律。但这应该是一个公平的规则，对内资和外资一致，不能惟外资论。”

　　按照以往的游戏规则，民资和国企改制无缘。若发挥

资本市场的洗礼和培养作用，民资必定能赢取一席之地。熊焰认为，不能小看中国民间资本的天赋，只要让他们做就肯定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前文提及的新加坡私募基金人士为民营企业思考了一个曲线模型：通过上市成为一个公众公司或专业公司，具备了基本的公信力之后，再回头收购国企产权。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