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进口中国劳动力

　　本刊特约研究员 周子衡/文

　　中美经济联系就像是个剧烈膨胀的、烧得通红的巨大炭火盆，烧暖了全球经济，但是，太平洋两岸的政商集团或经济评论家们都在鼓噪与刺激对方伸出手来、横下心来按住对方自己的一边……

　　究竟是全球失衡导致了中美经贸摩擦，还是后者带来了全球经济失衡？这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际上，中美经贸摩擦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环节，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中美经贸摩擦与美元区经济裂变

　　东亚各国对美贸易出超由来已久，各国竞相实行“软盯住”美元的货币战略。东亚经济体系属于美元区，是美国海外商品与资金的主要来源地。打破这一格局的东亚国家首先是日本，伴随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一头栽倒下去；接下来的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已经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逆差国，而成为对美最大的顺差国。换句话说，中美贸易关系是美亚贸易关系的缩影或集中体现。伴随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温，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大美元区酝酿着经济裂变。

　　美国美元出超、中国商品出超；另一方面，美国商品入超、中国美元入超。贸易失衡将最终导致金融失衡，横跨太平洋的美元区经济体系最终走向崩溃。

　　本来，这种状况在日本金融危机时期或东亚金融危机时，就会成为既定事实。但是，正是中国因素使得大洋两岸的美元区经济体系得以延续。当然，既有的矛盾与冲突也随之延续下来，并发展开来。

　　失衡的本质是全球经济体系重构

　　冷战后，全球经济框架不断调整，终于进入到一个加速磨合期。我们看到，巨大经济轮盘铿锵咬合中齿轮的脱落；我们也听到，政治家们竞相发出金属般的刺耳尖叫????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既担心被抛弃，又担心被强占，经济失衡蔓延至社会领域，更浸染到族群心理，伴随经济联系的扩张与强化，全球各角落几乎都存在经济冲突带来的社会躁动????

　　减少经济往来似乎可以减少摩擦，这成为一切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念。但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在不断地推进经济全球化。以往，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浪来自发展中国家；现在，一切似乎反转过来，发达国家发出支持贸易保护的最强音。

　　在全球充斥着巨额毒品贸易、奴隶买卖和殖民掠夺的19世纪，以及世界遭受两次大战的蹂躏、浸泡在核军事对峙、南北经济落差巨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冷战的20世纪，国际经济社会普遍不认为存在巨大的经济失衡，但进入21世纪，经济失衡的论调就出现了。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在西方世界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只存在经济落差或经济对立，不存在经济失衡。但是，在东方世界经济崛起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就出现了失衡。

　　事实上，经济学界还没有也难以就全球经济平衡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描述。就经验事实而言，西方世界推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济殖民化的开始，它留下了巨大的南北经济落差，造就一个“中心与边缘”的经济依附体系。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被打翻在地的亚洲经济，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推动了国际经济社会开始重新考量世界经济体系。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构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身心失衡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北美从不列颠英镑殖民经济体系统治桎梏中挣脱出来时，大西洋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失衡，那是一场全面的历史性的冲突。在今天，整个国际经济社会将告别血与火，甚至放弃锈迹斑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双刃剑，来重新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全球经济体系。

　　劳动力的非自由流动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的表面原因是，中国商品的价格过于低廉。在美国方面来看，中国货得益于其美元标价，就是说，他们并不关心中国商品的人民币标价，而是认为美元标价低了。按汇率调整派的意见，如果调整汇率这个“系数”，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就会升高，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就会消除。但是，就中国商品而言，事实上存在许多隐形的补贴:环境成本为负、社会保障成本极低、劳动保护缺失、土地价格低廉、税收优惠、密集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等。调整汇率是不可能取消上述的隐形补贴的。

　　解决失衡之道，要么提高中国商品的税收用以弥补所支付的隐形补贴，要么直接减少中国商品的生产。这两条都行不通。中国政府提高税收无疑将直接损伤到生产与投资，对于经济体系的破坏作用难以修复；美国政府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将间接地损害到中国经济，进而威胁到整个东亚经济体系的稳定。减少中国商品的生产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人口，经济体系乃至社会体系的混乱都会出现。在殖民经济时代，调整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往往那个采取的就是类似的“硬调整”，甚至是军事干预。

　　解决失衡的另一条道路，是为中国商品寻找新的出路。但是，恐怕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消化中国的商品生产能力。殖民时代刀耕火种似的拓展海外贸易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注定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道路。那么，扩张内需、自产自销？这意味着将极大程度地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彻底改变中国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模式。除非回到实物经济时代，就是说将货币储蓄蜕变为实物储蓄，否则，人们总是会选择首先持有货币，其次才是商品。

　　因此，我们认为单纯从“商品＋货币”层面解决中美的经贸摩擦，似乎“无解”。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劳动力。

　　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缘自投资与生产能力。高储蓄率决定了高投资率，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在高投资的作用下迅速地升成为生产能力。资金、技术和商品迅速地在全球经济体系内流动，但是，劳动力却是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因此，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税收、低廉的地价、可供污染的环境，以及几乎可以归零的社会成本来生产供给美国市场的商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

　　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的根本症结在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为什么中国劳动力不能流向美国，而只能是商品流向美国呢？原因在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大规模的移民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进入美国的劳工将享有与美国劳工享有同等的工作待遇和社会待遇。这就使得大规模引进劳动力成为政府部门的负累，新进移民进入美国的劳动力必然在现时就抢占了美国劳动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保障基金等。接下来，还会拉低美国工资水平。这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即便如此，美国的产业工人对大规模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也会感到威胁或不快。

　　中美两国经济的紧密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两国的经济要素的流动却受到限制。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

　　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的是“一场适当的危机”

　　危机是最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有助于迅速形成改革既有经济体系的强大社会合力。如果中美两国谁都不想做出牺牲，希望能够“无痛”地应对经贸摩擦，如果世界各国都企盼不付出代价地应对全球经济失衡，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但是，谁愿意流第一滴血呢？

　　以最小的代价来克服最大的困难，这就意味着需要“一场适当的危机”。中国不是日本，也不能通过一场日本式的危机就可以使太平洋对岸安然渡过潜在危机。

　　在亚洲，从东京到雅加达，从首尔到曼谷，所有经济体系都经历了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喜悦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痛苦。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北京与华盛顿了。太平洋东西两岸最为庞大的两个经济体系已经有60-70年没有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了。中美经济就像两艘巨轮在一个失衡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狭窄河道中靠近、碰撞，一艘巨轮的渗水、下沉必然阻塞河道导致另一艘巨轮堕入同样的命运。一些美国政客就像是西部牛仔一样以决斗相要挟，又不时地推迟决斗，就像一场闹剧。

　　中国应当适时推进价格改革

　　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实物短缺时代，也告别了贸易不足、外汇不足、投资不足的时代。但是，中国的经济体系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在经济短缺时代形成的价格控制体系。这些价格控制体系还不断寻找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理由存活下去，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必须抛弃的对象。

　　1980年代，中国积极推进商品价格改革，90年代推进以土地为核心的投资品价格改革。但是，在交通、能源、劳动力、环境等许多要素价格方面的改革却举步维艰。现今，经济社会中许多矛盾与冲突缘于价格控制。以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土地以及环境保护为例，这些涉及劳动力成本的诸项公共支出相对萎缩了，收入差距拉大之后，这些矛盾就变得异常尖锐。在电力、石油方面，名义价格已经脱离实际价格，补贴几乎无所不在，即便如此，“油荒”和“电荒”尚不时出现。一些经济环节由于承受过大的价格扭曲压力，逼迫政府实施抢救性的价格补贴。补贴造就新的补贴，价格控制体系已经难以为继了。

　　由于伊朗、

伊拉克、尼日利亚等世界主要产油区局势不稳等原因，国际市场的

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已经越过70美元一桶的高价位。更有分析人士认为，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将可能攀升至每桶100美元。但是，在中国一个美元还是可以买到近两升

成品油。这样大的一个价格落差不调整，就必然酝酿一场危机。

　　就中国的价格改革而言，是汇价优先，还是油价优先？海内外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中国如果不积极地在国内推进价格体系改革，就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并有可能最终丧失掉价格改革的最优时机和最优步骤，危机就会从太平洋的西岸首先爆发，最终将成为“一场并不恰当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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