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靠试验还是靠创新

　　本报记者 李秀中 田享华 发自上海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主办了一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高峰研讨会。记者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就金融中心靠试验还是靠创新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访谈。

　　上世纪80年代末，着手创办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陆红军开始致力于金融中心研究。陆红军认为，转型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的建设取决于整体金融改革的进程。一个国内的金融中心在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的试验与创新形成三个基本条件：有效的政府干预、高度的集聚效应、合理的交易成本，然后通过突破点向纵深发展。

　　1 创新、试验、配套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自主创新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其定位特色有何意义？

　　陆红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外在动力，那么，自主创新则是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内驱动力。上海可在介于综合功能型与自主创新型两者之间形成其金融中心的定位特色，在吸引投资、输出资本、金融服务、汇率利率改革乃至亚洲区域性货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先行先试作用。上海浦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要进行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设在上海，就是配合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重要创新举措。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通过试验与创新来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有何思考？

　　陆红军：试验是一种积极慎重的改革行为，也是谨慎创新的金融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不少转型经济体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改革试验。而这种试验一旦涉及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决策层都相当谨慎。但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均得到决策者的扶植使试验取得成功与经验，再拓展改革成果。

　　试验往往先从相对容易成功之处开始，而创新则往往从关键性领域开始突破。如对外资开放人民币是一项改革试验，这可以先通过一个“度”来控制风险，然而研发人民币新产品则涉及汇率机制、货币政策与开放金融衍生品要素市场，复杂系数大，不仅需要“度”，更需要“道”，才能防止“魔”(指金融危机)。这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和综合配套改革，所以，通常会放在第二步进行。试验与创新是互为补充互相作用的，没有若干个试验，不可能迎来创新；而没有创新，则不能巩固与拓展试验成果。

　　《第一财经日报》：从试验与创新的角度看，上海实施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应从哪些方面抓起？

　　陆红军：金融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所以，要在综合与配套上下工夫。所谓综合，属于战略层面，是要把金融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来考量。

　　但有了战略上的综合性考虑还是不够的，必须有配套的程序来支持，因此，配套也是战术上层面的，是要在运作上保障实施改革目标。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初步成功，就是各方面高度配合、协同作战的结果。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来保障，综合改革是难以成功的。我认为，国家在浦东的改革，就是从综合与配套出发来安排的。如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安排，就是结合国际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全局，将相关的配套政策与机构同步到位，在操作中可以分步实施。拿金融市场与产品创新来看，也同样应以配套的思路来操作，这样才能分散风险、举重若轻。

　　回顾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综合容易配套难。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改革的配套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与沟通。决策部门和行政部门需要突破惯性思维，主动创新，积极衔接。

　　《第一财经日报》：2003年你率先提出“世博金融”概念和“世博金融计划”是基于什么考量？

　　陆红军：大的创新思维举措与脚踏实地的行动应成为推动金融中心的双翼，缺一不可。世博会越来越显示其金融化、知识化的特征。作为上海重要金融品牌的世博金融计划，其范畴主要包括世博会相关的投融资工具、支付工具、金融产品(如世博债券、世博基金等)、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等。

　　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表明，借助重要的国际性活动(如奥运会、博览会等)或市场机遇，实施金融创新与突破是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成功经验。上海应以世博为契机，争取金融改革的先试先验机会，尤其是在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方面实施机制创新、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使世博金融计划成为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要做到这一条，需要政府、社会、市场、企业的共同努力与博弈，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国际资本投资世博，充分利用现代金融产品来筹集世博资金，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和营运风险。

　　2 标志与人才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实际已进入“青壮年期”，你认为建成这个中心的标志是什么呢？

　　陆红军：标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指标或核心要素。我认为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典型的中央商务区+金融城区+艺术建筑标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象征和核心标志。上海应整合浦东现代金融风格与浦西经典金融艺术，配以浦江两岸独特的金融建筑和以人为本的生态魅力，充分体现中国的金融中心软实力。第二，机构型市场类标志。我建议可将我国三个标志性的金融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与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的联动与深化合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标志，充分发挥其要素市场的功能。第三，政策型影响类标志。我建议今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市场相关的改革方案、新政举措，力求在上海发布；同时，在上海制定的金融法规，凡涉及国际金融市场范畴的，在浦东综合实验后经人大讨论通过，可成为相当于国家级的法规。要鼓励全球级的重要经济金融论坛等落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舞台中的影响力。第四，创新型产品类标志。这对上海是一大挑战。

　　由于英语是银行、金融、贸易、投资方面最通用的国际语言，而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目前仍由工业七国为主确定的。因此，英语能力的普及程度，也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要素。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正向的标志，是否还有负向的标志呢？

　　陆红军：对国际金融中心最具摧毁性、伤害性的标志是战乱，金融中心区域的社会治安与恐怖事件，往往会成为影响金融中心人才流与资金流的致命伤。有些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为维护其形象与金融稳定，还会将发生在国际金融中心城区的重大金融案件移至周边城区的法院去处理。

　　《第一财经日报》：你从1983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就从事管理心理学和高等教育研究，现在又作为国际金融学院院长，你对当前各类国际金融人才紧缺的现象如何看的？

　　陆红军：金融业作为高智力、高创造、高风险、高科技的行业，其第一资源是人才。近些年来，我国金融教育培训的投入日益增加，可惜多数集中在硬件上面。因此，要着力改革与完善金融人才开发体系，突破误区，避免在金融人才政策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我们在金融人才上存在几个误区是：一是，片面强调年轻化、忽视资深化的现象；二是，过度学府化；三是，偏于形式化；四是追求数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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