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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
已落马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留下了两大笔“政绩遗产”：一是尚待数千万元填补的住房公积金黑洞；二是数以亿计的城建工程欠款。一位退休老干部说，当时，上面有人认为雷渊利在永兴县修建“人民大会堂”等搞得好，所以才被提拔去当主管城建的副市长。现在一些官员的政绩，就是老百姓的苦难。但怪就怪在老百姓越反感，这样的官员反而提
拔得越快。(《民主与法制时报》5月8日)
“三玩副市长”雷渊利主政永兴县及分管郴州市城建期间，究竟欠下了相关公司和机构多少债务？由于种种原因，媒体的报道可能不太具体，但相信当地政府应该心中有数。由此，不妨推演出一种假设：如果雷渊利既不玩权力，也不玩金钱，更不玩女人，他会因大搞政绩工程拖欠巨款工程款而被拉下马吗？恐怕不会。一则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二来在各地出台的干部任职考评制度中也不见相关条款。这就是说，在所谓“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哪怕欠债再多，只要经济上不存在明显的漏洞，都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相关官员只要手脚干净，往往还会因用巨款欠债构建的显赫政绩而被提拔，甚至被破格委以重任。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自然对“负债经营”趋之若鹜。为了谋取个人政绩，拓展升迁空间，他们或变相出卖政府诚信，以换取工程承包商的投资，或口舌如簧，虚张声势，哄骗外地投资商带资进场，卷入没完没了的债务旋涡……在他们看来，只要显示个人气魄与能力的大马路、大广场之类“面子工程”如期竣工，就算欠下施工方若干个亿工程款也无所谓。事实上，这种以政府行为做掩护，以劳民伤财为代价，以求得个人仕途畅达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如愿以偿。而他们留下的欠债，有的要下几届政府花上一、二十年才还得清。这，堪称中国官场一大怪现状。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虽说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一再强调，必须按程序对官员进行离任审计，但不知何故，政治经济学在例行的审计过程中居然不起半点作用。据我所知，考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状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资产负债率。如果将这一概念挪用到对官员的工作考评上，姑且叫“政绩负债率”或“城建负债率”吧。按照我的设想，监管部门应该对“XX负债率”设置一条刚性底线，比如，多大的城建规模，其欠债率不能超过多少，否则，就得追究相关官员的行政责任。对其中因欠债而造成巨额资源浪费的，则应该以涉嫌渎职罪进行司法问责。如此一来，看谁还敢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借钱，去搞为个人升官铺路搭桥的“政绩工程”。果如此，当年作为县委书记的雷渊利，在其胡弄的“十大工程”的考评中，恐怕早就被弄得灰溜溜的了，何至于后来反而加官晋爵，放胆“玩”，使郴州市欠下一屁股债，蒙受那么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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