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城市管理者将会长期面临着穷人区的治理问题：是拒绝农村人口留在城市，定点大规模清理穷人区；还是承认城乡间人口流动的不可逆转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穷人区现象？

　　穷人区大多人口密度大，违法建设、私搭乱建严重，还存在很多的公共安全隐患。有些城市、有些区域采取了定点清除；有些则采用的是阶段性的，突击行的行动、治理，甚至 置之不管；有些则致力于改造提升。

　　在各地政府对穷人区的治理过程中，又存在着哪些问题？

　　阶段性突击不是长久之计

　　很多城市对贫民区不问不管，放任自流，或者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当地主管部门财政资源、警力配备等方面都难以应对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者的流入，平时没法作为，难以管理。他们等待着有人举报，或者上级的命令才采取相应的临时性措施，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着把整个地方清除重建的那一天。一些地区采取的多是阶段性和突击性的行动，未能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因此穷人区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经常出现反弹。

　　北京海淀区八家村那条公路“双清路”两边被充当成临时旧货市场交易，小商小贩也一字排开，各种车辆和人挤成一团，使得上下班高峰期路段堵塞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要拆除重建，但这种说法也讲了快十年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种交通拥挤，治安问题突出的状态还可能持续下去，“我们这里变成了没人管的地方”，当地居民刘大爷这样说，“2006年3月的一天，来了几十个警察，四五辆卡车装满了非法商贩的东西，第三天，这里的状况又恢复到从前。”

　　尽管中国城市穷人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国际经验表明，毫无节制的穷人区蔓延是相当危险的。墨西哥、巴西、印度、泰国、孟加拉等国均存在规模庞大并难以遏制的穷人区问题。一旦穷人区远远超出城市管理者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规模，那么整个城市将受困于“穷人区”毒瘤之中，难以自拔。

　　定点清除并非良策

　　为以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迎接奥运会，2006年3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向各区下发了今年城中村整治任务书。据统计，北京市八大区共有城中村343个。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市政府今年计划对80个城中村进行整治，整治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拆除。有报道称，近年来仅丰台区就累计投入整治经费上亿元，拆除违法建筑近500万平方米。

　　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而且也得到许多市民的认可。因为人们常常把犯罪、吸毒、卖淫、家庭暴力等社会阴暗面和穷人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区域的存在是造成社会治安不良的根源；另外，破烂的穷人区有损城市形象和官员政绩，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将带来例如水电、教育、医疗、公交等城市公共资源的严重短缺。这些都会引来城市居民的抱怨，这里有城市居民对生活在穷人区流动人口的根深蒂固的歧视。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几乎绝大部分都难以忍受穷人区现象，他们似乎未曾意识到这将是其长期必须面对而难以消灭的现象。以深圳为例，除了会计等岗位需要有深圳市户口担保外，深圳几乎没有任何对农民或外地人的歧视性规定，并且绝大部分在深圳的进城务工人员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大病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这几乎是中国大中城市中对城乡人口流动最为宽容的地方。但尽管如此，深圳市仍然在近5年来始终致力于清除城市穷人区，数千万平米的违规建筑和数百万穷人区人口被“清疏”掉。

　　但是，彻底清除穷人区，也会带来很多善后问题。这些被清除的人去哪里，他们的权益怎么保证，对待他们是否公平？有媒体报道深圳市采取对穷人区定点清除的梳理行动在一些郊区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抗拒。

　　穷人区的改造势在必行，但如果过激地进行城中村改造，将是城市之祸。

　　自我改造与政府提携

　　当然，在许多城市的所谓“城中村”治理问题上，要面对的除了改造、清除之外，还可以是发展。有些穷人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势，并能走出一条较为成功的、适合那个区域的模式。北京的“浙江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群落并良性发展的成功典范，这里有着浙江人主动自我改善、自我开发的完善过程，也有着主管部门积极政策的促进作用。

　　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个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由外来人口聚集的“移民村”，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效益的服装商贸区。“浙江村”现在不仅成为北京的八大商圈之一，而且成为南苑乡的重要经济支柱。这里每天吸引着

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大量服装货源和资金，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国内外一些学者把北京的“浙江村”看成具有“社区效能”的一个模型，生活在这里的浙江温州人有一种很强的内聚力。人们自觉自愿地拢在一起，相互勉励，相互提携。他们内部的社会网络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有着当地人社区难以比拟的活力。他们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还自办医疗、学校、治安联防队等，自发地来完善群体的生活环境。

　　“‘浙江村’的崛起是一个经济和管理上的奇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峨说。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管理没有跟上，大红门地区成了北京市有名的卫生和治安环境恶劣的问题地区，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外来人口。但是，一遍遍的清理没能解散“浙江村”，正相反，随着市场名气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入了这个地区。

　　该地区所属的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一位主管官员曾说：“以前的问题不是外来人口的过错，是管理没有跟上。”近几年，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策略从“围堵”转为“疏导”，成立了农工贸联合企业，投资兴建了数个大厦，将路边摆摊的商户引入规范的市场，既解决了管理问题，也提高了商户的经营档次。从而也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作者：邱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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