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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本身是政府规划不到的产物，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意思，而且，也是治安问题的盲点。从政府履行其职能应当有所积极作为的角度看，“城中村”当然不应该“无为而治”地永在规划管理之外，但绝不该简单地铲平了之。政府应该的作为，正好可从北京房地产巨商任志强被舆论痛骂的那句“房地产商当然只为有钱人服务”上找，任志强没说完的另外半句实话是，没钱的人，房子该由政府解决——这就是答案所在。一个城市的用地，政府不应全部交由开发商，部分不那么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段，政府应当兴建大量的廉租房——
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思路显然在实际操作过中并不总是使穷人受益，甚至反而增大了分配不公。廉租房可以使低收入阶层有最起码的居住保障，使他们能在市中心生存下来，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整个城市市民间接受益——因为受房价影响最大的劳动力成本被降了下来。
“穷人区”这个词，听起来、看起来，当然会显得一个城市不那么光鲜体面，但从对普通市民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来考虑，恐怕大多数普通市民是会坦然接受的。不但如此，穷人区的存在恐怕是难以扭转的趋势，就看是像北京那样在远郊形成规模巨大的“新疆村”、“浙江村”，是像广州深圳那样形成“城中村”，还是像香港、新加坡那样形成廉租房的穷人区了。
穷人、富人在一个城市的分化存在，是一种社会正常现象，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只会强化这一分化对比，因为大城市的吸附效应，会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而不是简单地平均流向中小城市。设置门槛的结果，不但并不会真正把贫困人口阻挡在他们的家乡，相反，会聚集在大城市周边，形成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景观。事实上，穷人区的存在，不但不会加深社会阶层的裂痕，反而有助于沟通理解。最简单直接的对比，是广州、深圳对外来低收入人群与本地人之间的互相抵触厌恶心理远不如北京上海这样严重。因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穷人可以融入本地的职业分工，深化一个城市的专业分工和阶层交往。如果一个城市的市政政策，是把外来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事实上，本地穷人往往也会最终被一同“驱逐”出去，就人为阻断了不同阶层的沟通接触机会，妨碍了本地稍富裕人口与外来贫困人口的垂直分工。不但使富裕人口无法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为自己腾出最宝贵的时间，而且会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猜测敌意。
从市政管理角度来说，相对稳定的富人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市政管理和建设规划因为有不同的针对性，会有更高的效率。譬如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治安等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更集中在穷人区，以集中改善穷人区的生活质量。富人更多依赖私家车辆，而穷人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的特性，也可使市政交通规划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不同阶层所需。
顺便说一句，也许要北京市民接受穷人区会有些困难，因为作为伟大首都的市民，一直是“首都人民意识”强于“北京市民意识”，所以，张惟英出在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但是，从北京出租车司机现已基本不再是政治局会议的“旁听者”，说明这个城市的市民意识本能正在逐步苏醒。接受穷人区该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毕竟，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
作者：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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