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排行榜

　　逐利的商人热衷于慈善的合理动机应该是什么？自心的平安？仪式上巨大的支票道具前相机的闪光？还是复学儿童寄来的感谢信？

　　李国卿/文

　　《新抢钱夫妻》(Fun with Dick and Jane)是金凯瑞2005年的喜剧新作。在这部多少 有点影射安然倒闭的片子中，他与蒂娅·利奥尼饰演一对倒霉的夫妇。由于高层腐败导致了公司的垮台，一个中产之家一夜之间成为“负翁”，眼看就要流落街头，不得不笨手笨脚地走上行抢之路。然而，当这对新贼在一个晚上踌躇着向着超市进发时，心中也不免敲响道德的小鼓点。贼婆说：“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把抢来的东西分一些给其它人。”贼公爽快地答应：“好的。”

　　他们的斩获是两杯摩卡咖啡，一杯加奶油，一杯不加；两份无脂松饼，香草或者巧克力口味。也许是新手的缘故太紧张了，忘了给“其它人”的份儿。

　　随着剧情发展，这对夫妻越做越大。在片子的结尾，被逼作贼的金凯瑞终于还是成功地把真正的贼——老板从公司私挪的4亿多美元全部骗到自己设定的帐户里，然后想出一个非常时髦的办法来处置这笔巨款：为所有像他一样的公司“下岗职工”成立了 “养老基金会”——当然是以老板的名义——老板被迫成了媒体追捧的慈善家。一对贼夫妻到这时才算兑现了他们最初做贼时对于良心的承诺。

　　这部赢得票房巨大成功的电影在去年圣诞档期上映，恰好与《商业周刊》年度美国“50位最慷慨慈善家”排行榜的发布前后脚。虽然不是年度第一，可是累计280亿美元的捐款数字还是为比尔·盖茨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惊呼；随后福布斯的一系列排行榜的发布以及盖茨夫妇最新的大笔捐助又成为持续热门的话题。富人们不可思议的慷慨令这个世界不禁感动而惊奇。

　　善行的动机

　　动机是人类行为最复杂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慈善肯定是与商人逐利的原则相悖的。然而我们比较世界上主要的富豪与慈善两种排行榜，可以看出富人几乎同时也都是善人。《商业周刊》的评论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竟将‘最大慈善家’头衔拱手让与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与妻子贝蒂。”言外之意，慈善行为中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富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慈善排行榜，到底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为电影所调侃的“赎罪说”——所谓慈善就是把带有“原罪”的财富分一些给穷人，以减轻富人心中隐秘的愧疚，这是一种过于经典的理论了。实际上，当传统经济学不能给慈善的动机一个合理的专业解释，只能求助于道德，或者把本应基于道德的行为解析为一种不易察觉的交易。富人固然有钱，然而穷批评家所矜夸的是清白，钱能买来清白吗？何况只是一部分钱。记得上大学时偶然读到马克思对《曼彻斯特卫报》一封读者来信的批评，大概是一个贵妇向媒体抱怨为什么已经向政府的慈善机构缴了钱而在上街时还会令人不快地看到乞丐。马克思的态度很明了：资产者把自己的施舍看作一笔买卖，他们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地叫人恶心。这种指责的依据是：你从穷人身上榨取了多少？你拿出来才多少？今天这一原则也体现在慈善排行榜中，有一项重要数据就是，你捐的钱占你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

　　然而时过境迁，老拿地主老财时代的经验来说事儿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了。美国的税务局不是好惹的。虽然盖茨钱多，但也每一分钱都上了税，属于合法收入；并且微软使用雇工的方式也符合法律，与周朴园挣的钱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盖茨已经承诺，除了给每个孩子留下100万美元的生活费，其余的财产——现在是480亿——都拿出来做慈善事业。100万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也就是一套房子吧。盖茨如此倾其所有，用经济学的观点又怎样解释呢？

　　宗教可以为慈善动机提供另一种解释。西方传统的慈善事业起源于基督教教会，教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宣传说：帮助穷人就是存钱在天堂。这很像《西游记》开头的借机劝善，说唐太宗做梦下了地狱，借了河南一个大活人在地府存的十三库金银中的一库来打通关节。等到还阳后派尉迟恭查访到本人去还钱时，不禁称赞说：“阳世间是一条好善的穷汉，那世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可见虽然有上天与入地之分，无论东方西方，积德都是行善的主要动力。正如一个普通人不仅要考虑短期的利益，还要计划长久的幸福；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不仅要追求今生的幸福，还要考虑身后的荣耀。

　　不过，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权衡标准，宗教意义上的追求仍然可以是一种极为世俗的取向。除去这些，善行当然还可以来自于人本身的高贵情操。卡耐基被公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卡耐基基金会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慈善组织之一。他有一句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这句话被世代的慈善家们所传颂。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挣更多的钱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帮助别人的能力。”先不论真假，这也算是对卡耐基的一种诠释吧。

　　最好的投资

　　固然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一些纯粹的善意与善行，但如果我们放弃对动机的简单苛求，就不能不承认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慈善却是来自商业领域。慈善悖于商人逐利的一般性原则，但如果一个善行能够及时地得到现世的某种回报，就有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善举。商人把商业操作理念引入慈善，从而使慈善事业也找到了自身的商业模式。慈善的动机也许不再纯粹，但慈善事业却空前地壮大起来。

　　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种法律，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很有钱，虽然也替人救赎被抓去的人，却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他不肯接受赏金，纯粹是帮助他人，本意是很好。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的说：这件事子贡做错了。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穷苦的人多。如果人们都以这种清高为尚，那么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子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他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个人送一头牛答谢他，子路接受了。孔子知道后，很欣慰地说：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一个品味极高的有钱人，故而非常在意个人的形象，不屑于名利；而子路则是一个直肠子，他接受礼物固然不是贪利，但也决不会想去让人学习。孔子的评论，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在儒家务实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个人的行为动机远没有个人的行为影响更重要。但也可以说，孔子主张一种更深远的动机，见微知著，意在为一种模范社会建构一种激励机制。

　　慈善排行榜就是一种激励机制。我有个朋友曾经在一个外资企业工作，据他讲，老板虽然被公认为是一个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品行的人，但却是一个著名慈善机构的热心捐赠者，拥有该机构授予的显要头衔。这种头衔在老板的圈子里是一种地位和实力的表征，也每每为老板在外商与银行那里争取到额外的信任。

　　不只是慈善排行，其实所有正向的排行榜都有这种公关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排行榜的原因吧。

　　通过捐赠来实现商业上的社交与公关职能，还算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寓利于善”的方式。当代富豪更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自己来运营并决定资金的投向。像“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不仅完全由盖茨自己运营，并且像基金会要给印度一个地区的农民提供援助贷款，盖茨夫妇要亲自到农民家逐户听取投资计划。这种基金会完全以商业操作理念来动作，商人做起了全职善人，慈善与商业水乳难分。还是说盖茨的基金会，据《福布斯》报道，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而2001年其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8%左右。甚至当高科技泡沫破灭，股市大幅下挫的时候，盖茨基金年收益率依然还能达到7.8%，其高效的投资水平令人称奇。

　　说到底，这样的慈善基金与一般的商业基金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对利润的使用了。一个商人所追求的事业心、成就感乃至职业技能的提升，都可以在这种基金的运营中得以实现。也许这是一种最好地结合了动机与行为的一种慈善方式。今年初，“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承诺，向国际“疫苗基金会”捐款7.5亿美元，意在协助“疫苗基金会”在72个发展中国家为儿童注射白喉、百日咳、麻疹、小儿麻痹症与黄热病等疾病疫苗，并向医学界研制新生儿轮状病毒腹泻与脑膜炎疫苗提供科研资金。盖茨夫妇这对多次名列捐款世界第一的慈善家这次捐款又列世界最大手笔之一，而盖茨本人对此的评论却是：“我们没有做过比这更好的投资。”

　　做好事要有组织

　　抛开纯粹的“义利之辨”，谁也无法否认引入商业模式的西方现代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即便不“纯粹”，也比没有好；即使是“伪善”，也比恶好。很自然地，有人提出来，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慈善排行榜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误会要交待。

　　关于这次盖茨等人最新慈善排行的话题是近期媒体持续的热点。直到上周，香港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在谈论这件事。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他这次是为再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个言论致歉。在上次谈到盖茨善行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中国的慈善排行榜呢？这回他道歉说：原来中国已经有了，胡润去年也搞了一个，对不起我不知道；然而这个歉意显然不很情愿，因为接下来他又说：中国富人捐的钱还是太少了。言下之意就是——几乎可以说没有。

　　说实话，胡润的慈善排行榜，我也是听他说完才知道。不过，公平地讲，比一比福布斯全球富豪与中国富豪的身家差距，然后我们才可能平心静气地讨论福布斯慈善榜与胡润中国慈善榜的差距。毕竟，做善事也要有钱。

　　当然，除了这一个硬道理之外，西方国家对于慈善事业完备而优厚的政策支持也是中国富豪们所不具备的。以税收为例，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困难重重。而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基中相应扣除多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无端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社会模范效应。另外，国家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

　　而在中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排行榜时甚至有入选企业家考虑要否认排行榜公布的财产数字。“漏富”尚且不敢，慈善就更别提了。

　　还有一个事不能不提：2004年年末印度洋海啸过后，曾志伟、成龙等在香港先后发起了三场大型的香港演艺界筹款赈灾活动。内地艺人也不能光看着，于是冯小刚、张国立、王刚等12人共同发起筹款活动，得到内地演艺界140多位明星的响应，共筹得善款近135万元。但有的媒体报道时把12位发起人用“冯小刚等人”这个“等”给忽略了，这下捅了搂子。有人说了：钱不是你一个人掏的，你掏的也不是最多的，凭什么就你“等”啊？是不是你故意指使记者这样写的？出师不利的冯小刚甚至被徐帆威胁：以后再敢牵头就离婚！事后就有业内人士呼吁，内地是否也该像香港一样成立一个演艺人协会这样的组织了。以后再有类似的事，由组织出头，谁也别想多占便宜，就可以省去这些尴尬。

　　其实这还是那个关于动机的话题。真实的善意在一个商业环境中也往往被误解，做好事更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给与者应当感谢

　　虽然不应以动机的考察否定善行的实际功效，但人对于自身行为动机的省思也自有其不容抹煞的价值。在我看来，人正是通过这种标志性的行为来达成自身的完美。

　　或者，这个问题可以改一种问法：逐利的商人热衷于慈善的合理动机应该是什么？自心的平安？仪式上巨大的支票道具前相机的闪光？还是复学儿童寄来的感谢信？

　　日本古代有一个著名的禅师，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个来访的富商。富商将一袋黄金捐献给禅师所在的寺庙，禅师接过袋子放在一边，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注意到富商的异态，禅师问到：“还有什么事吗？”

　　富商语气明显粗重地说：“虽然我是一个富商，但即便对我来说，这笔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难道我不应该得到一个起码的感谢吗？”

　　禅师忍不住笑了，他把钱袋还给富商，然后温和地提醒他：“给与者应当感谢。”

　　对于那些不仅追求事业的成就，也孜孜于内在价值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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