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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格斯
“五一”长假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58%提高到5.85%，调整幅度为27个基点，与此同时，存款利率保持不变。尽管此前人们对紧缩性措施的出台早有预料，但央行动用加息工具还是让市场普遍感到出乎意料。笔者认为，在现有物价低位运行和预期通胀压力有限的情况下，央行罕有地动用利率工具很可能反映出其调控目标已出现
了某些新变化。有理由相信，调控房价是选用利率工具的主要原因。在资产价格作为参考变量进入了央行决策函数后，市场参与者也有必要调整“货币政策唯CPI马首是瞻”的惯性思维。
笔者之所以作如此判断，理由如下。首先，从历史和现实看，消费物价都不是此次加息的依据。从以往情况看，受判断时滞和决策程序的影响，央行加息行动大多数滞后于经济运行。此轮经济周期从2003年启动以来，CPI指数随之逐步走高，而直到2004年9月份CPI超过4%，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达到9.6%，双双创下最高值后，央行才在10月份宣布加息。追溯到更长的时间段，央行利率调整滞后于物价变动同样有迹可寻，特别是经济在上升周期中，出于担心破坏经济增长等原因，央行通常要等到物价压力已相当严重时才开始加息。
从前瞻的角度看，一季度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过热迹象，但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且煤电油运瓶颈制约大为缓解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内物价出现较大上涨的可能性很小。2006年物价的压力主要来自行政性、资源性产品和服务的调整压力，而这又具有相当的可控性。因此，央行自有月度物价统计以来第一次在通胀率只有0.8%且未来无明显通胀预期的情况下加息，不论是从以往经验还是从前瞻性角度看都是令人费解的。
其二，当前信贷和投资增速过快主要是银行流动性过于充裕造成的，而这又主要是由于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引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直接途径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如果追根溯源还应采取措施降低外汇占款，提高贷款利率显然无法解决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存贷息差的扩大和贷款与货币市场工具间利差的扩大会进一步刺激银行的放贷冲动，尽管窗口指导可部分缓解这一矛盾，但毕竟有违调控手段市场化的大方向，副作用太大。
那么，加息决定是否意味着央行对企业利率敏感性的判断有所改变呢？不太可能。尽管目前企业资金成本约束程度已大幅度提高，但在信心高涨、对资本回报预期乐观的情况下，27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几乎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
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央行加息其意不在CPI而在房价。众所周知，在经济活动各主体中，居民对利率最为敏感，因此，上调利率是从需求方抑制房价失控性上涨，进而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快的最有效途径。2004年10月份，央行加息27个基点，不仅引起一股提前还贷的热潮，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购房意愿，对控制商业银行个人房贷业务膨胀和房价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20年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低通胀与资产价格高度波动并存。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刺激了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但泡沫的破裂又会沉重打击经济并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日本80年代末的资产泡沫膨胀及90年代初的破裂几乎拖跨了日本经济。日本银行前副行长山口泰后来承认，日本央行在物价平稳的情况下没有下决心紧缩货币，是泡沫经济给人留下的最沉痛教训。日本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几年快速发展，房价升幅令人瞠目结舌，而房地产贷款比重也越来越高，目前房地产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比达到了15%，与GDP的比率达到17%，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达到8.9%，占GDP的比率则达到10%，房价暴涨暴跌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打破各种思维教条，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及时而充分地提高利率控制房价上涨已是当务之急。
尽管此次加息声明中并未提及房地产市场，但加息并非针对金融市场矛盾而主要针对房价，应是合乎逻辑的推断。如果判断不谬，则不论是消化信息还是预测，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考角度，由此观察，出台新的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相关政策或许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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