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而已 何来恶意

　　作者：崔毅 来源：中国经营报

　　第一次听说外资要恶意收购中国国企

　　主持人：从去年开始，特别是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中国企业界、学界、政界的部分人士纷纷主张：必须防止外资恶意收购中国国企。卡特彼勒是否听到了这种主张？你如何 评价公司在华正在开展的并购行为？

　　乐文礼：实事求是地说，我确是第一次听到中国有人主张防范外资恶意收购中国国企。在工程机械产品中，卡特彼勒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多元化、更宽泛的产品和服务，这决定了我们同中国同行的合作将是长期、深入、多层面的。而合作的方式可能是独资新建、合资建厂或直接收购合作伙伴的股权。至于具体采取哪种方式，要一事一议。

　　例如：几年前，当我们看到中国轮式装载机制造产业将大发展时，中国有一定规模的轮式装载机制造企业已超过100多家。所以，如果我们当时新建一个制造基地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进入者，并为这个拥挤不堪的市场增加更多的竞争。这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也不符合中国工业发展的最佳利益。所以，后来我们收购了一家同行业有实力的企业，以达到我们的既定目标。

　　而如果从中方的角度考虑，有些企业被我们收购也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通过与我们的合作，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技术、更好的品牌、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而且，被我们收购就是加入了卡特彼勒在全球统一实行的商业模式中，被收购企业可以在融资、产品销售、出口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所以，当听说中国有人以“恶意收购”为名反对外资收购中国国企时，我感到很惊讶。“收购”只是个经济术语，而并非谁吃掉谁。

　　主持人：其实，你可能误解了当前国内部分人士反对外资收购国企的表态。所谓的“恶意收购”完全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种种怪现象而提出的。比如：国企被贱卖、大量职工面临下岗等。有些交易，即使外资主观上并非恶意，但在客观上，却对中国相关产业形成了“压迫感”。

　　乐文礼：我明白你的意思。中国当前的国企改革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而外资此时进入，可能使很多潜在的矛盾过早地表面化了。其实，任何一家外资收购方都不愿看到被收购企业或其所在的地方，在收购交易发生后，出现什么不安定因素。

　　另外，我能理解你提到的“压迫感”，但我想如果你具体了解收购交易能给被收购方带来什么的话，这种“压迫感”就会荡然无存。

　　比如：收购山工(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股权是我们在华的一个经典案例。卡特彼勒是一个战略投资者而非金融投资者。双方为此事谈了三年多，彼此都非常谨慎。通过协议，我们收购了山工40%的股权，同时，我们给山工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培训，使他们的技术人员有机会了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此外，我们还将卡特彼勒全球统一的六希格玛管理方法引入山工，加速将其改造为同行业中有绝对竞争力的企业。通过与我们的合作，你说，山工还会有“压迫感”吗？

　　主持人：表面上看，包括山工在内的被外资收购的中国国企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有识之士仍担心，卡特彼勒进入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占领市场，而是为了把整个中国机械工业行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这样一来，中国的机械工业将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在透支市场与资源的同时，只得到了可怜的加工利润。

　　乐文礼：中国有句成语讲得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将中国机械工业置于我们全球产业链末端的说法，只是部分人的一家之言。而且，这与我们在华多年的实际行动，相去甚远。

　　这些年，卡特彼勒确实通过在华的合作伙伴大大提升了自身价值，但同时，我们也拿出很多新技术，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这些都大大帮助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和中国客户，并有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双赢的结果，绝不是我们单方面获得的“暴利”。

　　另外，我们也不可能同中国机械行业中的所有公司进行合作，一不现实，二在法律上也不允许，有垄断之嫌。因此，也就不存在将中国机械工业置于什么末端的问题。我想，说这些话的人，要不对我们的情况太不了解，要不就是危言耸听。

　　技术仍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主持人：在外资与中国国企的股权交易中，国企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获益。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获益与中国国企几十年积累的资产、市场份额相比，孰轻孰重？我想，至少有两点，反对外资收购的人非常关心，即：收购的价格和被收购国企所获专有技术的多少。

　　乐文礼：你讲的问题非常具体。事实上，我们进行任何事关收购的商业谈判时，这两个问题都非谈不可，且经常久谈不下。但我想，之所以能达成协议，双方一定对相关条款至少可以认可，至于是否满意，还要看后期的执行效果。

　　收购价格和技术转让的问题是个性化的，脱离具体的交易很难抽象出一般的规律。我们在同中国企业谈判时，也接触到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对卡特彼勒来说，我们在这两个问题面前，首先要考虑我们的全球整体利益。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综合效益的问题。有些企业同我们合作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经济利益，但由于在从我们这里获得了品牌、技术、培训、销售、出口、物流等多方面的利益，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因为与我们合作有长期的、综合的效益。总之，双方都是从商业角度来判断合作效益的。在这方面，任何一方不可能凌驾于对方之上。

　　主持人：我同意你讲的商业原则问题，但在外资综合实力明显强于中国同行业国企时，商业原则也就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摆在中国国企面前的现实困难是，如果不出让股权，可能未来的日子更难过。所以我想，如果国企转让的价格更高一些，得到的先进技术更多一些，对于中国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大有裨益。

　　乐文礼：我明白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你也许认为我在回避你。其实，一个现实问题使我们在进行相关技术转让时，需要分阶段进行，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与我们，在合作的同一个产品上，完全处于不同的技术水平。

　　比如液压挖掘机，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已堪称世界一流。而有些我们领先的技术却在中国找不到相关的应用市场，这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们在向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时，关键是考虑中国市场的真正需求，我们不会向中国输出没有市场的技术。

　　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技术转让的关键是引进技术的市场能不能接纳和吸收技术，而不是技术拥有方的强势与保守。

　　另外，除了直接的技术引进之外，我们所做的针对中国同行的技术培训工作，也是广义的技术引进。当时，中国十二大国企中，前后有几百人赴美接受培训，这一培训计划持续了几年时间，效果很好。以至于目前，我们在华许多合作伙伴的高层，就是当年在美接受培训的中国工程师。

　　主持人：我理解你说的市场需求决定技术引进水平的含义。那么，仅就引进的某一技术来说，它的先进性到底如何？对于引进的技术，中方的使用是否又受到了种种限制？

　　乐文礼：我们目前已在青岛、徐州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研发的技术，仅供我们在华合作伙伴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卡特彼勒的技术确实是我们竞争中的利器，我们以此打败竞争对手。所以，技术对于我们具有最高价值。当然只要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就会授权他们使用我们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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