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大国博弈(下)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主持

　　胡锦涛主席的美国之行已经结束，但引起的关注依旧在全世界持续。上期论坛里，我们邀请了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隆国强、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姚枝仲博士在大国博弈的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视野下，讨论了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各方认为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上虽然会长期存在矛盾，但已经逐渐有了相应的磋商和协调机制，两国关系总体上在走向大国之间的成熟交往。本期论坛，各位嘉宾继续在知识产权、美元霸权等方面展开讨论，论辩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84期。

　　(21世纪北京圆桌2005年关于改革和开放的辩论选集《第二波：转轨中国的二次革命》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论坛回音壁详见36版，欢迎广大读者就论坛相关话题发表见解，并请注明姓名、所在城市和具体联系方式，来信请发[e-mail]和[e-mail])

　　为什么焦点集中在知识产权

　　《21世纪》：3月底，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政策在WTO提起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实际上，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情况是，这些规则的本身就因为发达国家的主导性而存在诸多不平衡。为此，我国该如何应对？又如何在WTO、G20、G7等国际体系中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张宇燕：哈特和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关。在他们眼中，今天的帝国和以前大不一样。从前帝国的建立靠武力征服，然后派官员进行统治。对今天的帝国而言，边界已经不再有意义，本质上看，帝国已经变成了一套法律体系，已经成为一种保护契约、消除冲突的规范或法律工具，意味着世界市场和全球权力关系向集中化或单一化靠拢。我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它对规则高度敏感。贸易问题对中美两国的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贸易纠纷背后的规则，也就是大家对现行规则的遵守与否以及严格与否的问题。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9月所做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讲话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者，基本意图就是要中国做现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或遵守者，其中特别是遵守知识产权。特别要注意的是，今天以法律体系表现的帝国，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主导的。鉴于此，我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石是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其他的问题都是次一级的。

　　张向晨：中国加入WTO后，一直试图扮演一个积极的、全面参与的角色。但由于过去中国没有参与其中，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过去的谈判基本上都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来谈，加入WTO的谈判就是如此，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是分别进行的。谈判时中国会考虑自己的产业能不能接受、作出承诺是否有相应的承受力等等，这些都是从本国角度出发的。可是一旦参加了多边贸易体系，就不仅要考虑自己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对世界贸易体系和其他贸易伙伴的影响。因此，当中国面临挑战时，视野应该变得更加广阔，用全球的视角看待问题，要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考虑到整体的利益。

　　在美国，看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时，有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会成为一个变革者，也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维持者。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说中国是变革者是指中国认为旧秩序不合理而要建立新秩序；中国入世4年后，这种争论基本消失了，因为，在WTO这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扮演的是参与性、建设性的角色。已有秩序中有不平衡的地方，有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地方，但是中国并没有要推翻重来。比如知识产权问题，虽然知识产权协议是不公平的，超过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苛刻的协议，但是中国依旧参加了。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国际经济体系中有不合理，但想在一天内建立所谓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不现实，目前务实的办法就是参加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在里面进行一些修正和调整，使它变得更平衡，而不是抛弃了另起炉灶。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在认识层面，在很多操作层面仍存在问题，怎么推动和协调关系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而且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其中包含了自身认识问题，能力问题，以及相互博弈的问题。

　　《21世纪》：美国指责中国的焦点常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其症结何在？该如何解决？

　　何帆：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杰克逊曾说过“奴隶可以用产权保护，而知识不能用产权保护”。提出这个观念的背景是美国大量盗版英国小说和科技成果，所以美国不要保护知识产权。以高科技立国的瑞士，也是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对外国专利给予保护，之前只保护本国的专利。有位剑桥大学的教授写过一本书《撤掉梯子》，就是说发达国家已经爬到楼顶上了，然后把梯子撤掉，其他国家就别想再上来。所有自称靠“自由贸易”立国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靠三样东西发家的，第一产业政策，第二贸易保护，第三是保护知识产权。这些国家发展了以后，就开始说要保护知识产权。

　　张向晨：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自己的品牌，否则再过几年就会竞争不过越南，竞争不过巴基斯坦。然而，一旦中国开始自主创新，美国就会开始紧张。

　　过去一些笃信自由贸易的人，包括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现在都开始对此产生怀疑。美国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考虑，自由贸易理论让美国受益还是吃亏。这种怀疑是信念上的，虽然政府还没有改变传统做法，但如果整个理论界都有这种倾向，就不是好苗头了。

　　我们可以告诉美国，现在中国所谓的高端产品好多是组装的。但讲这些并不等于中国不搞高科技研发、不搞自主品牌了。中国要发展，只有靠自主创新，这是国家政策，不会因与美国协调关系而放弃。所以这方面中美存在竞争关系，而如何在竞争中协调关系，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王建：美国长期通过输出资本获得很高的回报，海外资本是净收益的，美国自称吸纳了海外投资9万亿，对外投资6万亿，挣的3万亿美元海外直接投资就是靠知识产权，靠制度霸权获得的好处。但去年美国海外投资第一次出现逆差，我认为这个逆差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的发达体现在物质产业发达，有了物质产业才能开发出先进技术。但是美国从2001年以来新增GDP的一半以上是房地产的价值。例如最先进的5A级智能建筑，其中科技含量只有15%。美国越来越多的把物质产业向中国转移。而中国天天为能源不足、矿产品不足而焦虑，急于寻找新能源、新原材料，这就迫使中国走创新型国家的路。与此相反，美国是在一个庞大的虚拟的资本里面运动，美国公共基金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间是8.3个月，意味着一旦收益下降就马上撤资。美国越来越没有耐心考虑长期战略了。

　　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至少在未来20年之内，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靠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输出的产品。从这意义上说美国越来越依靠中国。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增长最关键的时期，最需要靠技术和智慧来解决增长中的难题。在十五期间，中国研发的费用占GDP的比重，从0.6提高到了1.3，增长速度全球第一。发达国家把产业转移到中国以后，就不关心研发问题了。据材料显示，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国在中国公司返销的只占20%，这说明确实有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然后又返售回去，通过产业转移支撑了一部分贸易逆差，但是更多的贸易逆差是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把产品生产出来输入到美国去获得的。所以，我认为美国海外投资净收益变成负值是历史性的拐点。不知道美国以后能不能恢复到净值，即使恢复到净值，之后也会长期保持负值。比如说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在中国，我们出台一个3G标准，美国就要面临危机。将来中国也可以卖标准，当然这是中国今后一个很大的目标。

　　隆国强：20年前，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是以传统的产业分类来标识的。比如说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传统产业就是服装、鞋帽业，发达国家可以做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石化、电子、汽车等行业。但是，任何一个产业，哪怕是最新的IT产业，都会或多或少存在劳动密集的环节，而全球化使不同的环节可以分别在各国做。在1970年代以前，产业的微笑曲线是比较平的，现在变得比较陡峭。这意味发展中国家似乎有机会可以生产那些貌似高技术的产品，但实际上只是在所谓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上，参与了劳动密集环节的生产。所以千万不要被海关统计数据欺骗，以为中国对美国出口都是办公设备、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其实这些产品里面用的还是美国的芯片，韩国的电板。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很多发达国家还是在靠比较优势过日子，就是说还是处在依靠从事技术创新带来的垄断地位上。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他的要素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高，所以能过好日子，这个基本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大量生产那些不值钱的商品，在做劳动生产效率很低的东西。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不在于创造了多少实物的量，而在于这个国家的劳动者能否从事劳动效率高的环节的生产。全球经济是一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不是产业间的分工。

　　中美关系的未来判断

　　《21世纪》：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整体格局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会出现怎样的走向？您的最悲观和最乐观的判断是什么？

　　张燕生：我觉得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多边的，包括在WTO、联合国、IMF等整个国际多边经济和贸易规则体系中，中美两个大国都有着很多合作的基础。第二是双边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它们之间形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联系，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在双边和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第三是作为大国，相互间多方面的合作，这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中美之间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世界上目前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大国间不可能是坚定的同盟关系，虽然有众多的共同利益，却也有多方面的冲突。

　　中美不可能结盟，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冲突，因为中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有众多的共同利益和冲突矛盾。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与整个国际格局相关。很多人讲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会改变旧的国际经济格局和旧秩序，这时候就会引发战争、危机和各种各样的冲突。但中国不会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东方的国家，处理国际关系时，有着和为贵、构建和谐社会的民族文化。

　　当然和为贵并不代表软弱。美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其经济上的霸权主义同时触犯欧盟、日本和中国的利益，自己将会陷入极大的危机，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霸权地位，就要寻求与中国、日本、欧盟的合作。因此，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也涉及到中国跟日本、欧盟、印度、东盟，整个中国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最大的战略是和平发展，与大国之间建立起和平、合作为主导的关系。虽然大国之间在利益和冲突上会有一些变局。但是，不出头和不结盟是中国基本的外交政策，这一点不会变。

　　隆国强：中美关系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会非常复杂。所以，这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不一样。

　　美国一切的政策是围绕着它的霸权展开的，这也是它的基本战略。就像刚才王建讲的金融霸权，还有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也是互为手段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人不像冷战时对待前苏联那样走到完全对抗的地步，虽然不乐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发展毕竟会带来很多美国可以利用的机遇，关键是要把中国纳入到现有的美国可以主导的体制下，而不至于挑战它。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很多。如果中国发展太快，美国承受不了，当美国认为中国可能会超出现有规则时，也不能容忍。我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不对称的关系，中国虽然也被称为正在兴起的大国，但在什么问题上都绕不开美国，大部分问题的谈判中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基于国力的对比，美国是一个既有的霸权，在它的游戏规则下，与它博弈和周旋肯定是不对称的。

　　在这种约束下，中国怎么找一个对自己最好的环境？我认为就是既定的方针——抓住20年机遇期。由于中国的战略是要利用好这个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在很多问题上中美之间就会有共同的利益。维护和平、稳定的全球环境，是两个大国的共识。这时美国就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利益攸关者，但利益攸关者毕竟不是盟友。在台湾问题上，现阶段中美有共同利益，中国要和平稳定的环境，就需要台海稳定，而美国也希望台海稳定，所以即便在尖锐矛盾下也能寻求共识。

　　张宇燕：我大致觉得，对中美关系最乐观的判断就是目前这种状态。很多人觉得中美之间矛盾不断，有时甚至剑拔弩张，经常捏一把汗。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两国领导人握手言欢，友谊和共同利益不绝于耳。其实这恰好就是大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国家关系和家庭关系类似，夫妻双方互视对方为西施或潘安通常是在新婚燕尔期间。真正居家过日子，磕磕碰碰正常。成熟的大国关系不在于无矛盾或少矛盾，而在于出现问题或危机双方都能够通过稳定而畅通的渠道，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共同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是成熟的和令人感到乐观的。

　　说到此我就想到了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基于对中美关系数十年的研究与观察，他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中美两国之间不会打仗。坦率讲，我喜欢这一判断。作为个人，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就是趋利避害，也就是说，尽自己绵薄之力让世界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具体说就是，中国还是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寻求中美两国的双赢。

　　张向晨：我不赞成一些简单的结论，比如说中国一定会和美国对抗，或者中美一定爆发冲突等等。我比较赞同美国一些有远见、比较理性的学者谈到的一个观点：“中美关系的走向，归根到底取决于美方对待中国发展的态度。”美国一位比较优秀的中美关系学者罗伯特·罗斯，写过一本书《长城与空城》，其核心观点是：中美关系最后走向并不是既定的，这要看美国怎么对待中国。最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卫(David Shambaugh)，在一本书中把罗伯特·罗斯的观点说得更为清楚，大意是“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敌人，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敌人”。可以说他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对于一个新兴的力量的发展，要用成熟的态度对待，如果视对方为敌人，以各种政策相逼，那最后结果就是冲突。因此，对美国的智囊团来说，如何判断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是个考验和挑战。

　　(张向晨因在日内瓦WTO总部就与美欧贸易争端问题的谈判现场，未能审核。实习生葛耘娜、陈莹莹、徐丹、秦月、林琦、唐菲参与论坛组织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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